作者：倚天立

转自：倚天立

【提要】:此文较长，达近七万字，将分三篇连载。

【按语】：首次从此话题角度进行的伪史研究，抛出了一个重磅的西人伪史结论。

【转载说明】：本文首发于爱传统网（https://www.ict88.com/page/edit-post?id=287 ），任何转载请署名原作者，保持完整，并指明此原始出处，以利于更多的揭批西方伪史文章得以回访传播。

总目录

前 言

第一节 前奏：“开封犹太人”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一、“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缘起

二、“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源头——“三大碑”

• 1、《重建清真寺记》碑（“弘治碑”）

• 2、《尊崇道经寺记》碑（“正德碑”）

• 3、《重建清真寺记》碑（“康熙碑”）

三、“弘治碑”中的重重破绽

• 第一个问题：“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纪年方式为何如此古怪？

• 第二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到底是何时来到开封？

• 第三个问题：到底有多少“开封犹太人”来到了北宋？

• 第四个问题：“开封犹太人”的事迹为何在中国史籍中无迹可寻？

• 第五个问题：该有的确有记载，不该有的确实踪迹难寻

• 第六个问题：《宋史》中“僧你尾尼”的记录，与斯坦因、伯希和在新疆发现的“希伯来文书”，以及《元史》中的“术忽回回”等，算得上“开封犹太人”存在的证据吗？

• 第七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在“留遗汴梁”之后，为何过那么多年才来建设他们极度重视的精神家园“犹太教堂”？

• 第八个问题：“开封犹太人”是怎么逃过1233年蒙金血战的？

四、“正德碑”的作用——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

五、“康熙碑”终于粉墨登场

• 第一个要点：“康熙碑”终于跟那个古怪的“周朝146年”联系起来了

• 第二个要点：“康熙碑”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 第三个要点：信息重大

• 第四个要点：明朝的历史、笔记、小说中，有“开封犹太人”的痕迹吗？

• 第五个要点：“康熙碑”展现出了“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 一、将“一赐乐业教”伪造为中华文明之源

• 二、将亚伯拉罕的思想伪造成儒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 三、“康熙碑”提出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旧约》十三部经即是“道经”和“圣经”，正式向儒家的“道统”地位提出挑战，以达到全面篡改、掠夺中华文明成果的目的

• 第六个要点：耶稣会为什么只关心开封的“犹太人”？

六、“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发明“三大碑”有何意图？

• 第一个目的：让中国历史为犹太教历史背书。

• 第二个目的：让中国历史为耶稣会伪造的“十三经背书”，尤其是为《摩西五经》背书。

• 第三个目的：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第二节 高潮：“开封犹太人”的编剧、导演——耶稣会

一、西方历史发明家的老套路——挖碑

二、世界文化盗窃集团耶稣会的第一号头子——利玛窦

三、“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的总导演——以利玛窦、金尼阁为首的欧洲耶稣会

四、证明“开封犹太人”是虚构历史的方法论

五、警惕中外反华势力为“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继续伪造证据

第三节 大戏之后的落幕：“开封犹太人”的消亡

一、在1800年左右，“开封犹太人”社区逐步开始衰落消亡

二、“开封犹太人”衰落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 第一种，“贫困艰难”说

• 第二种，“歧视”说

• 第三种，“盛世消亡”说

• 第四种，“黄河决堤反复淹没教堂，导致教民失去信仰”说

• 第五种，“中华文明同化”说

三、关于“开封犹太人”衰落消亡的原因猜想

• 猜想的前提

• 猜想的第一阶段：利玛窦的谋篇布局

• 猜想的第二阶段：犹太教堂正式建成，卷轴形式的《摩西五经》正式亮相

• 猜想的第三阶段：中国开封的黄河泥沙之下挖出来的《摩西五经》去了哪里？

• 猜想的第四阶段：“开封犹太人”不可避免的“被同化”

四、在新时代的文化战争中，“开封犹太人”伪史重又借尸还魂

第四节 更大的猜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隐秘斗争

一、本人探究各种宗教的不精彩经历

二、世俗中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一神教教徒的精神世界

三、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四、“康熙碑”证明，《圣经》官方版本最起码在1663年都未最后成型

五、关于“一神教”三大教派来龙去脉的大猜想

• 第一、直到15—17世纪“的后摩尔时代”，欧洲继续面临伊斯兰教的巨大压力，急需一种全新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来整合欧洲，用以对付那些“野蛮的撒拉逊人”

• 第二、在创立了伊斯兰教的黎凡特地区，还能不能再创立一个新的“更古老的宗教”，从而对伊斯兰教进行釜底抽薪？

• 第三、于是，“古犹太教”应运而生

• 第四、“古犹太教”最早的经书从哪里来？

• 第五、把“古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的重要桥梁——耶稣

六、最终结论：不管编写得再精彩，“开封犹太人”就是一段彻彻底底的伪史

前言

从清末、经过民国到今天的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开封犹太人”这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几乎没有产生过怀疑，直到十来天前，本人都还对“开封犹太人”之说信大于疑（切，先去面壁半小时则个）。然而近日，由于写作需要，本人去仔细研究了一下“开封犹太人”的来龙去脉，不料却又是大吃一惊。

我怎么说“又”？

几百年来，西方的历史发明家给我们挖过的坑实在太多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又双叒叕”。

去年3月，本人写过一篇《地中海的海市蜃楼——对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罗塞塔石碑的质疑》（列为：倚天立“反伪西方伪史”系列之一，爱传统地址：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231），发现在公元前334年时，由于尼罗河三角洲发育不完整，古亚历山大港在所处位置只是一片潟湖，完全不具有建城的各种条件，所以，古亚历山大港这个地中海的新娘，只是地中海上空的海市蜃楼，完全是伪造出来的虚假历史，由此，一切建筑在古亚历山大港之上的那些伪史，如：托勒密王国、亚历山大灯塔、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埃及艳后以及罗塞塔碑，等等等等，一切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噼里啪啦的砸倒在地。

我们以怀疑的眼光，再来观察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不出意料，我们果然又看到了一出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凭空捏造出来的龌龊丑剧——《开封犹太人》，而更令人恶心的是，这出名叫《开封犹太人》的丑剧上演的大舞台不是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克里特岛等“环地中海地区”，却是轰轰烈烈地上演在中国本土，而演员从古到今全是一帮懵懂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中国人，甚至，其中还拉进一个重磅人物孔子来做这出丑剧做旁白。

今天，我们就中国文化海洋里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从古今中外五百年来的的各种草蛇灰线之中，来抽丝剥茧、披沙拣金、蔓引株求，还原“开封犹太人”这出龌龊丑剧的来龙去脉，寻找它的编剧、导演、路演团队，分辨哪些是它的无脑粉丝，哪些是它的居心叵测的暗黑势力，从而，揭穿这个在中国肌体上嫁接了五百年的“骗了无涯过客”的惊天骗局。

第一节 前奏：“开封犹太人”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一、“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缘起

一两百年来，有段神话一般的“历史”在世界各地传扬，说是在中国北宋年间，有一个包括十七个姓氏的犹太人族群从天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献给宋朝皇帝一种“西洋布”，皇帝龙心大悦，勉励他们要“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然后把他们“留遗汴梁”。后来，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这帮犹太人在开封建寺，到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犹太人又在开封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之后数百年内，这帮犹太人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融化在了中华民族大大家庭中，据说，在犹太人的数千年大流散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起被同化的特例。

“开封犹太人”的传奇故事，深深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被千年追杀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同时也激发了在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甚至还让一部分内心自卑的中国人，滋生出终于“攀上了犹太人这门富贵远亲”的伟大幸福感，于是，从清末、民国到如今，许多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各种证明、研究与歌颂之中，却忘记了从根本上去追溯一下这个传奇故事的源头。

据说，在研究“开封犹太人”领域比较权威的学者有这两位：

• 陈垣（1880—1971），著作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潘光旦（1899—1967），著作有《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

二、“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源头——“三大碑”

在中国史料的浩瀚海洋中去搜寻，我们发现，在近现代数百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这段传奇历史，在西元1601年前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上，居然没有任何证据！

而在1601年以后的所有证据，竟然全部起源三块突然出现在明末清初的石碑，也就是说，整个“开封犹太人”的历史体系完全是建立在这三块石碑的基础之上，除了这三块碑，“开封犹太人”在中国的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痕迹。

这实在让许多拼命鼓吹“开封犹太人”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从时间跨度上来排列，奠定“开封犹太人”伪史的这三块石碑排列如下：

• 1、《重建清真寺记》碑（“弘治碑”）

• 2、《尊崇道经寺记》碑（“正德碑”）

• 3、《重建清真寺记》碑（“康熙碑”）

1、《重建清真寺记》碑（“弘治碑”）

据说，这块碑是现存最早一块记载开封犹太人历史的石碑，又称《弘治碑》和《第一通碑》。石碑立于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碑共有36行，每行56字，现存开封市博物馆。碑文如下（碑文和注释均引自“犹太人与犹太教知识百科”）：

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佑，邪术无益。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观其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飞潜动植，荣悴开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师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实求正教，参赞真天，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再传而至正教祖师蔼子刺，系出祖师，道承祖统，敬天礼拜之道，足以阐祖道之蕴奥。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人于日用之间，不可顷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礼拜，乃真实天道之理。祖贤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淋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进于道经之前。道无形象，俨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礼拜纲领而陈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静而存养，默赞敬道，不忘之天也。动而省察，鸣赞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后，敬道后也。进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于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于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尔也。终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维牛维羊，荐其时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际四日斋，斋乃入道之门，积善之基。今日积一善，明日积一善，善始积累。至斋，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七日善终，周而复始，是《易》有云，“吉人为善，维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时七日戒，众祖苦难，祀先报本，亡绝饮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过失，迁今日之新善也。是《易》圣人于益之大象有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其斯之谓与!

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癸未，列微(利未)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开国初，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端、李贵、李节、李升、李纲、艾敬、周安、李荣、李良、李智、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剌。其教道相传，至今衣冠礼乐，遵行时制，语言动静，循由旧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亲者，皆其力也。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永乐二十一年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授锦衣卫指挥，升浙江都指挥佥事。正统十年，李荣、李良自备资财，重建前殿三间。至天顺五年，河水淹没，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札付等因至元年古刹清真寺准此。李荣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妆成，焕然一新。成化年高鉴、高锐、高鋐，自备资财，增建后殿三间，明金五彩状成，安置道经三部，外作穿廊，接连前殿，乃为永远之计。此盖寺前后来历也。天顺年(明英宗复辟后所用年号，由公元1457年至1464年)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取宁波本教道经一部，宁波赵应捧经一部赍至汴梁旧寺。高年由贡士任徽州歙县知县，艾俊由举人任德府长史。宁夏金瑄，先祖任光禄寺卿，伯祖胜，任金吾前卫千兵；瑄置买供卓铜炉瓶烛台；瑄弟瑛，弘治二年，舍资财，置寺地一段；瑛与钟托赵俊置碑石。俺都剌立基址启端，李荣、高鋐建造成其事，有功于寺。诸氏舍公帑，经龛、经楼、经卓、连笼、栏杆、供卓、付檐诸物器皿，亦为状彩画饰周围之用壮丽一方。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碑上原文)，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而不外于五伦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礼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古今相传，不可诬也。虽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笃，岂徒求福田利益计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祝颂大明皇上，德迈禹汤，圣并尧舜，聪明睿智，同日月之照临，慈爱宽仁，配乾坤之广大，国祚绵长，祝圣寿于万年，皇图巩固，愿天长于(照碑上原文)地久，风调雨顺，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传永久云。

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金钟撰

祥符县儒学廪膳生员曹佐书

开封府儒学廪膳生员傅儒篆

弘治二年岁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后人宁夏金瑛祥符金礼并立 瓦匠吴亮吴遵。

2、《尊崇道经寺记》碑（“正德碑”）

这块碑又称《正德碑》和《第二通碑》，立于明朝正德七年(公元1512)。碑文共有字28行，每行44字。今存开封市博物馆。碑文全文如下（碑文和注释均引自“犹太人与犹太教知识百科”）：

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参议江都左唐撰文

赐进士出身徵士郎户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洘书丹

赐进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给事中维扬徐昂篆额

尝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谈而窈冥行矣。故圣贤之道，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及千万世矣。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道经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无罗汉，为之教祖；于是乜摄传经，为之师法。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

然教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夫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生育万物。动容周旋之际，一本乎诚敬也。至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者，莫不周恤赈给，俾不至于失所。贫而娶妻不得娶，与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极力相助，凡婚资丧具，无不举焉。及至居丧，禁忌荤酒，殡殓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于邪术。下至权度斗斛，轻重长短，一无所敢欺于人。

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於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伦，遵五常，敬祖风，孝父母，恭长上，和乡里，亲师友，教子孙，务本业，积阴德，忍小忿，戒饬勉之意，皆寓于斯焉。呜呼!是经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义礼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则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于经者，其知所本欤!

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娲(挪亚)，女娲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以撒)，哈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乜摄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束窝(约书亚)，束窝传之蔼子喇。于是祖师之教，灿焉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斋戒节日，饮食可叵，于经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则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称，家家遂俯育之乐。如此，则庶于祖教之意无所负，而尊崇之礼无少忒矣。刻石于寺，垂示永久，成知所自，俾我后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维扬金溥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金钟修撰碑亭。镌字张鸾、张玺。

尊崇道经寺记，左唐撰，清拓本，明正德七年刻石

3、《重建清真寺记》碑（“康熙碑”）

此碑又称《康熙碑》和《第三通碑》。石碑立于清朝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碑共有字33行，每行77字。该碑除正文外，尚有碑阴题名。该碑已佚，传说存于梵蒂冈。碑正文如下（碑文和注释均引自“犹太人与犹太教知识百科”）：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象，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性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前二碑作乜摄，即摩西)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膳，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即西奈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圣祖斋祓尽诚，默通帝心，从形声俱泯之中，独会精微之原，遂著经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简，可知可能，教人为善，戒人为恶。孝弟忠信本之心，仁义礼智原于性。天地万物，纲常伦纪，经之大纲也；动静作息，日用饮食，经之条目也。

其大者礼与祭。礼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礼以复于礼者也。礼拜之先，必斋戒沐浴，淡嗜欲，静天君，正衣冠，尊瞻视，然后朝天礼拜。盖以天无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礼拜，正以人见天之时，致其明畏，敬道敬德，尽其虔诚，日新又新。诗云，陟降厥土，日监在兹，其斯之谓欤。其礼拜时所诵之经文，高赞之，敬道在显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进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后者，忽然在后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无敢厌，无敢怠荒，必慎其独，以畏明旦。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谓欤。而其行于进反升降跪拜间者，一惟循乎礼。不交言，不回视，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礼曰：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道之在礼拜者如此也。

祭者，尽物尽诚，以敬答其覆载之恩者也。春月万物生发，祭用芹藻，报生物之义也。仲秋万物荐熟，祭用果实，报成物之义也。凡物之可以荐者，莫不咸在，不加调和，即所云大羹不调者也，而总以尽其诚信。礼曰：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之谓也。冬夏各取时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时以礼自持，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犹以其余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

小者如斋。斋者，精明之至也。七日者，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斋之日，不火食，欲人静察动省，存诚去伪，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易曰：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犹惧人杂于私欲，浅于理道，故于秋末闭户清修一日，饮食俱绝，以培养其天真。士辍诵读，农罢耕芸，商贾止于市，行旅止于途。情忘识泯，存心养性，以修复于善，庶人静而天完，欲消而理长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谓欤!

冠婚死葬，一如夏礼。孤独鳏寡，莫不周赈。经之纲领条目，难以备述。而圣祖制经之义，无非此刚健中正纯粹无私之理。斯道遂灿然明备，如皎日悬空，无一人不可见道，则无一人不知尊经矣。其中文字，虽古篆音异，而于六经之理，未尝不相同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剌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为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鋐、高锐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损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返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祯、满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然而教众虽安居于垣，终以汴寺之湮没为歉。时大梁道中军守备教人赵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桥梁，招人复业。惧寺废而教众遂涣散莫复也，且不忍以祖宗数百年创守之业，而忽废于一旦也，遣士卒昼夜巡逻以卫之。乃弟映斗，应试入汴，相与从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复业者日益繁，承基因数请教众复业，而李祯、赵允中遂负经旋汴，时已为顺治癸巳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公议捐资修寺，众皆乐输，估工起建。尔时贡士高选等，生员高维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门请示，按照古刹清真寺准复修理。赵承基等首捐俸资，李祯、赵允中等极力鸠工，出前殿于黄沙，由是前殿始立。进士赵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艰旋里，捐俸资独建后殿三间，至圣祖殿三间，教祖殿三建，北讲堂三间，南讲堂三间，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厨房三间，牌坊一座，行殿九间，殿中立皇清万万岁龙楼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处，丹垩黝漆，壮丽辉煌，或出自教众之醵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规模，于是乎成，较昔更为完备矣。见者莫不肃然起敬。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成宗之，今奉入尊经龛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纪变，乃第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

计自沧桑之后，赵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启其端，赵映乘、高登魁等捐资起建以成其事，有功于寺。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至于寺之牌扁对联，皆各衙门宦游河南者之所书也。赵承基任陕西固原西路游击，旋里览其胜概，因叹曰：数百年创制之隆，于今得复睹其盛矣，则后人之视今日，不犹今日之视昔人耶?犹恐其久而不传，欲勒诸石以垂不朽，而请记于予。予汴人，素知一赐乐业之教，且与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为莫逆交，巅末颇能道其详。因据其旧记而增补之，俾人知其道之由来，且以见今日经寺之修，其教中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为记。

特进光禄大夫侍经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书今予告工部尚书刘昌撰文

钦差进士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书丹

钦差进士提督学政广东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额

大清康熙二年岁次癸卯仲夏上浣谷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镌石

碑阴题名全文如下：

清真寺之修，始于宋孝隆兴元年，迄今已数百年于兹矣。虽数经变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祯十五年壬午沧桑之后，寺基圮坏，见者莫不凄然。至我朝顺治十年癸巳，教众旋汴复业，公议捐资重修，而李、赵、艾、张、高、金、石等七姓，各输囊金，重建前殿三间，教祖殿三间(教祖阿无罗汉)。其后殿三间，尊经龛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进士赵映乘丁艰旋里，出俸资而独成之者也。至于圣祖殿三间(圣祖乜摄，即摩西)，大门三间，二门三间，铜炉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诵经堂三间，系艾姓同修。南讲堂三间(即南诵经堂)，赵允中、允成、映充率侄元鉴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凤立殿中皇清万岁龙楼一座。赵允中、允成复修行殿九间，乃殿中栏杆地屏，烛台供桌，殿前至大门内甬路，南经堂甬路。艾应奎率子丛生、永胤、显生、达生、复生等修石栏井一眼，石狮一对，凤灯一座，竹帘五挂，花扁七面。李辉置铜炉三副。艾世德置铜莲花灯二座，修殿前月台石栏，及北经堂甬路。艾惟一修厨房三间。赵允中、高登科、赵元鉴修周围大墙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门外花墙月台。其焚修住宅，及桌凳炉鼎，一切树木，应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规模于是成，犹然昔日之盛，其粉饰黝垩，较昔更为壮观。附勒碑阴，以志其盛云。

殿中旧藏道经十三部，壬午胥沦于水。贡生高选捞获七部，教人李承俊捞获三部，赍至河北，聘请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坏，参互考订，止纂成全经一部，尊入龛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祯本旧经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满喇李承先重修之。其余十部，乃渐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与同族公修一部，赵允思修一部，金应选与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赵映乘修一部，满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辉同侄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满喇张文瑞与同族修一部，满喇艾达生同兄弟子侄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焕然一新，诵者易晓，观者悦服，要皆掌教满喇之所手著，而教众之所勒成。谨勒于石，俾后人知经寺之修，其有由也夫!

另外，我们在这里，还要特意介绍一块石碑，那就是现存于西安化觉寺的《创建清真寺碑》，这块碑据说立于唐天宝元年（742年）。在碑文中，唐朝的“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叙述说，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伊斯兰教就大规模进入中国，“流衍散漫于天下”。

《创建清真寺碑记》碑文如下：

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

窃闻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旷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圣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出。所谓圣人者，此心此道同也。西域圣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居天方之国，其去中国圣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几也。译语矛盾而道合符节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昔人有言，千圣一心，万古一理。信矣。但世远人亡，经书犹存。得于传闻者而知，西域圣人生而神灵，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如沐浴以洁身，如寡欲以养心，如斋戒以忍性，如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如至诚不欺为感物之本；婚姻则为之相助，死丧则为之相送；以至大而纲常伦理，小而起居食息之类，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节目虽繁，约之以会其全，大率以化生万物之天为主。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不越乎君心之敬而已矣。殆与尧之钦若昊天，汤之圣敬日跻，文之昭事上帝，孔之获罪于天无所祷，此其相同之大略也。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徵矣。圣道虽同，但行于西域而中国未闻焉。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而主其教者，摆都而的也。其人颇通经书，盖将统领群众，奉崇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而祝延圣寿之有地矣。

是工起于元年三月吉日，成于本年八月二十日，等恐其世远遗忘，无所考证，遂立碑为记，以载其事焉。

时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吉日立。

关中万年县石公刻。

这块“创建清真寺碑”看起来也是像模像样，可惜的是，

• 其一，其碑额完全不符合唐碑的款式，

• 其二，内容牛皮吹得太大，露出了马脚，

• 其三，清真大寺所在地唐时属于唐皇城右武卫、右骁卫衙署，绝无迁署建寺的可能，

• 其四，该寺元中统年间重建，称“回回万善寺”，寺内所立的元碑同样是明代伪托。

“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

1、我们知道，隋文帝开皇年号是在581年到600年，而《古兰经》中穆罕默德开始公开传教时间是在612年，如果“创建清真寺碑记”碑文属实的话，那么，伊斯兰教的历史就完全被改写了，最早创立伊斯兰教的地点不是麦加而是在中国，而且其创教时间还早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人就不再是穆罕默德，而是另有其人。

2、碑文中还说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命令工部官员建了这座西安化觉寺，专门用来安置伊斯兰教徒。

这块“创建清真寺碑记”的牛皮吹破了天，自然而然被后世当做了笑话。

20世纪，中国学者陈垣、白寿彝和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等考证，认为此碑是明代人撰写的托古伪碑。

另外，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

如果这块《创建清真寺碑》制作的水平更专业一点呢？要是碑文作者不要把牛皮吹那么大，把“隋开皇中”改成隋炀帝的“隋大业中”（(605—618年)）或者唐高祖李渊的“唐武德中”（618—626年），那么，这块碑是不是就可以能造假成功、蒙混过关了？那许许多多历史发明家们，以及陈垣、潘光旦这样的无脑粉丝们，不是又该把它当成天大的宝贝了呢？

再进一步说，在现存于中国各地的石碑当中，只要是涉及到外来宗教的，会不会还存在《创建清真寺碑》那样的伪造之作呢？

比如说，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

明天启三年（1623年），一说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沉睡地下近八百年后，方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偶然出土，出土后就近移入金胜寺（唐代称崇圣寺）。当时耶稣会士极重视此一发现，并很快将碑文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但是，许多人并不认同这块碑，伏尔泰就认为这块碑是“虔诚的骗术”。

还有一种更为神奇的传说，耶稣会方德望记载，一年冬天天降大雪，白雪覆盖了大地，可只有这块石碑上面的土地没有积雪，人们感到很奇怪，纷纷猜测下面肯定有宝藏，便进行了挖掘，于是，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就这样重现人世。

无论是“开封犹太人”的《三大碑》，还是连续造假两次的《创建清真寺碑》，还有那块神秘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都无不强烈地提醒着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之后，只要是跟他们直接、间接沾边的许多历史事实，就必须要进行重新考察、重新研究，迷雾重重的明朝中、后期历史是这样，而像汤若望这样的传教士直接进入了钦天监、官达正三品的清朝前期的历史，就更是如此。

三、“弘治碑”中的重重破绽

从立碑时间来看，所谓的“弘治碑”立于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是“三大碑”中最早记录“开封犹太人”历史的一块碑，其碑文也把“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交代得相对清楚一些，因此，我们重点来探究一下这块“弘治碑”的真伪。

在“弘治碑”中，“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们这样讲述了自己宗教的历史：

“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

第一个问题：“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纪年方式为何如此古怪？

碑文中“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纪年习惯，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史书，你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年代记录。

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到哪朝哪年，都是采用一种特定的纪年方式。在汉武帝使用年号以前，一般都是采用“国号+君主谥号或者庙号+该位君主在位的时间序数”，比如“周武王九年”、“齐桓公元年”、“秦二世二年”、“汉高祖十一年”等等，在汉武帝开创使用年号之后，便采用“年号+君主在该年号内的时间序数”，比如“元朔三年”、“贞观五年”、“端平元年”等等。

比如，《史记•周本纪》在记述年代时，是这样表述的：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又如，《宋史卷六•本紀第六•真宗一》：

“三年三月，太宗崩，奉遗制即皇帝位於柩前。”

“九月庚辰，赐契丹降人萧肯头名怀忠，为右领军卫将军、严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戌朔，詔天下系囚死罪已下減一等，杖罪释之。”

又如，《金史•卷七•本纪第七•世宗》

“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寅，诏有司：‘凡陈言文字，皆国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书监，当行者录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

又如，《元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成宗二》

“大德元年春正月庚午，增诸王要木忽而、兀鲁而不花岁赐各钞千锭。”

又如，《清史稿•本纪六 圣祖本纪一》

“五年丙午春正月庚寅，以广东旱，发仓穀七万石赈之。”

…………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谁会把哪个朝代的全部时间当做一个整体，然后再来记载为“汉朝第一百二十一年”、“唐朝第两百三十五年”，比如说汉武帝“元朔三年”为公元前126年，同时也是汉朝建立的76年，但历史上从来就不会有人说是“汉朝七十六年”。从古代到今天，中国无论是史官还是其他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朝鲜民族、日本和越南，整个“中华文化圈”都从来没有过这种纪年方式和思维习惯，所以，这种非常别扭的“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说法，是非常明显的外来纪年方式。

然而，纵观整篇碑文，也是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文章的写作方式，中规中矩，从碑文落款来看，本文撰写者是一个叫金钟的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俗称“秀才”），照理说读经史子集的底子也不会太差，可为什么他却要采用这么一种古怪的纪年方式呢？

这里，碑文作者实际上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探讨。

第二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到底是何时来到开封？

“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癸未，列微(利未)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

我们先来一下复述这段文字的内容：

• 1、北宋期间，一个有七十个姓氏的海外族群千里迢迢来到了东京开封；

• 2、这个族群把一种“西洋布”敬献给了北宋皇帝；

• 3、皇帝龙心大悦，勉励这个族群“归我中夏，遵守祖风”，让他们留在了汴梁；

• 4、到宋孝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也就是北宋亡后36年，这个族群由一个叫五思达的人掌教，并安排一个叫俺都剌的族人在开封建寺；

• 5、到元朝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五思达又在开封土市字街东南重建古刹清真寺。

应该说，这段资料的记录是非常模糊而混乱的。

• 1、整个宋朝，开封都称为“开封府”或者“东京”，到1126年金国攻陷开封以后，才改开封为“汴京”，而从元朝开始，开封又开始叫做“汴梁”。因此，在北宋期间，开封府是不可能被称作“汴梁”的。

• 2、在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开封已经被金国占领了36年，所以，作为女真人统治下的“开封犹太人”，就应该把那一年称做“金世宗大定三年”。

• 3、1163年，那个叫“五思达”的利未人开始掌教，并主持建立了第一所“犹太清真寺”，这一年就算他才刚满20岁，但是到了1279年，他又主持重建了“犹太清真寺”，掐指一算，五思达老先生最少已经有136岁了。

第三个问题：到底有多少“开封犹太人”来到了北宋？

按照“弘治碑”所说，北宋时候来到的这批“开封犹太人”有七十个姓氏，我们知道，一个姓氏就是一个家族，这帮最早的“开封犹太人”共有七十个姓氏，就算每个家族平均只有15人（犹太人的传统跟中国人一样也是喜欢多子多福），那么，这群人也有一千人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族群，加上他们携带的大量家产（犹太人一向是比较富裕的），估计最少也要有三四十艘船。这么庞大的一支船队，不远千里从天竺来归附华夏文明，专门给皇帝进献“西洋布”，像这样的盛事，怎么可能不轰动一方？

这里说句题外话，其实，陈垣先生也发现了“七十姓”这个数字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但是，民国学者特有的殖民地自卑心理让他失去了对西方人的怀疑勇气，所以他并没有以此为突破口，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来对“弘治碑”进行证伪，进而推翻“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却反过来帮助弥补其漏洞。

陈垣在他的那篇被视为“开封犹太人”存在的重要考证基础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文中，就毫无根据地将“七十姓”擅自改为“十七姓之误”，煞费苦心地来缩小了“犹太人来开封”的规模，从而让“犹太人来开封规模太小，因此不见于史料”的说法有了存在的空间。

但是，就算按照陈垣所说的“十七个姓氏”，那么，十七个家族，每家15人，也有250—300人，加上其大量家产，船队也会有十艘船左右，这个规模还算小吗？

因此，即使是陈垣如此苦心孤诣、严丝合缝地来“考据”，却照样掩盖不了“弘治碑”伪造历史的事实本质。

第四个问题：“开封犹太人”的事迹为何在中国史籍中无迹可寻？

一个三四十艘船的庞大船队，不远千里从天竺来归附华夏文明，不要说到达开封，一进长江口就会惊动地方官府，那些沿途的知府、知州、知县们，哪一个不会抢着专门派官员把他们一路护送兼解押到东京？

在那个以“来远附迩”、“远至迩安”为仁政标配的帝王时代，不管是宋太宗也好、宋真宗也好、宋徽宗也好，哪一个帝王不会兴高采烈地让史官在史书上大书特书一番？

然而，我们查遍《宋史》、《金史》、《辽史》、《元史》、《明史》，都没有找到一星半点的记载，甚至与此相关的间接资料也没有。正史没有收入，那么地方志会有吗？然而，从宋金到明清，所有的地方志也同样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有人说，“开封犹太人”的先祖来见北宋皇帝，事情太小，所以，史官根本不会记载下来。说这话的人估计不熟悉中国史籍，这里我们随便摘录一段，就可以深深理解中国史书的“事无巨细”。

如，《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真宗三》：

“（宋真宗四年）二月戊申，赐扈驾诸军缗钱。华州献芝草。……壬辰，诏朝陵自西京至巩县不举乐。癸巳，禁扈从人践田稼。”

“五年正月乙亥，赐处州进士周启明粟帛。戊寅，雨木冰。壬午，幸元偁宫视疾。河决棣州。”

又如，《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徽宗三》：

“（徽宗二年）五月癸亥，虑囚。……冬十月乙巳，得玉圭于民间。”

“（徽宗三年）冬十月乙丑，阅新乐器于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

看了以上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你还会觉得数百人从海外来归附圣王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

又有人说了，从“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在开封建寺”的表述来看，“开封犹太人”来的时候可能是金国时候，他们在开封见到的不是宋朝皇帝，而是金国皇帝，所以此事在《宋史》里没有记载很正常。

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更无知了。

• 其一，1211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大败金国四十万大军，金宣宗被迫在1214年将都城从中都迁往汴京开封，也就是说，金国皇帝从1214年才迁都来到开封，那么，1163年就在开封建“犹太教堂”的那帮“开封犹太人”，他们的“西洋布”献给了哪位金国皇帝？是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还是那位向宋、西夏、蒙古同时开战的愚蠢蛮横的亡国之君金宣宗？

• 其二，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即刻实行宋制，所以，金国史书跟宋朝史书基本上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同样是“事无巨细”。

如，《金史•卷六•本纪第六•世宗上》：

“（金世宗三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诏流民未复业，增限招诱。”

“（十二年）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赈山东东路胡剌温猛安民饥。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观稼。禁扈从蹂践民田。禁百官及承应人不得服纯黄油衣。癸未，谕宰臣曰：‘朕每次舍，凡就秣马之具皆假于民间，多亡失不还其主。此弹压官不职，可择人代之。所过即令询问，但亡失民间什物，并偿其直。’乙酉，诏给西北路人户牛。”

“开封犹太人”的事情，不仅不见中国正史、地方志，甚至连《东京记》、《墨庄漫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大宋宣和遗事》、《齐东野语》这样的私人笔记，可以把“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大相国寺外南门大街有一家唐家金银铺”、“曹婆婆肉饼做得香”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可在里面却依然找不出“开封犹太人”的半点影子。

我们从《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饮食果子”专题中，随便摘上一段：

“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儿子，皆通谓之‘大伯’。更有街坊妇人，腰繋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食，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菓子香乐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剳客’，亦谓之‘打酒坐’。又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比处处有之，唯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不放前项人入店，亦不卖下酒，唯以好淹藏菜蔬，卖一色好洒。”

如果真有一千犹太人乘着几十艘大船，自天竺来皈依华夏，一路浩浩荡荡，如果真有所谓的“西洋布”，如果真有“犹太教堂”、“犹太清真寺”，如果真有“剔筋教”、“蓝帽回回”，这些爆炸性的新鲜玩意儿逃得过张择端们、孟元老们的那双敏锐的眼睛和细腻的艺术嗅觉吗？

第五个问题：该有的确有记载，不该有的确实踪迹难寻

宋朝时候，“开封犹太人”没有任何一点记载，相反，对同样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的记载倒是屡屡见诸官野资料。

• 两宋时期，阿拉伯帝国四分五裂，但是穆斯林商人却在中东、北非、欧洲、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十分活跃。宋朝的伊斯兰教徒大多数是自唐以后留下来的“土生蕃客”，有的到中国居住已达五世。同时，外国穆斯林仍在不断地向中国移居。如在海南，雍熙三年(986年)有100人、雍熙四年（987年)有150人、端拱元年(988年)有300人“内附”。

• 广州的辛押陀罗“家资数万缗”，曾要求助修广州城，并向府学捐过资，赠过田。

• 在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他被授予“归德将军”的称号。

• 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林湜〔shi石〕任泉州知州，向当地穆斯林募钱建造战舰，加强海防。

• 熙宁(公元1068—1077年)初年，广州府学开始招收各族学生，穆斯林子弟“皆愿入学”。到了大观、政和年间(公元1107—1118年)，在广州、泉州出现了“番学”。所谓“番学”，即主要招收穆斯林子弟的学校。

第六个问题：《宋史》中“僧你尾尼”的记录，与斯坦因、伯希和在新疆发现的“希伯来文书”，以及《元史》中的“术忽回回”等，算得上“开封犹太人”存在的证据吗？

有坚决支持“开封犹太人”存在的人，曾经搜遍中国史书，举出了几个据说跟“开封犹太人”有关的证据。

第一，《宋史·本纪·真宗一》中曾有一段记载：

“咸平元年……辛巳，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

根据这么寥寥数字，那些“开封犹太人”的支持者，就认为这就是《弘治碑》所说的十七姓犹太人向宋朝皇帝进贡的最早记录和确切证据，他们认为：

• 1、在“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那句话中，僧就是泛指一切信仰宗教之人，其中就包括犹太教徒；

• 2、那个叫“你尾尼”的犹太教徒，其姓“你”与“李”同音，所以，“你”就是“十七姓”中的那个“李”姓；

• 3、“你尾尼”来自西天，而中国常说的西天就是指天竺。

综合上述理由，那些支持“开封犹太人”存在的人就认为，《真宗纪》中的那句“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就是《弘治碑》中所说的那段犹太人来开封的官方记录。

这种观点甚至不能叫做证明，只能算是推测，而且属于捕风捉影、张冠李戴，荒谬牵强得简直不值一驳。

• 1、在中国历史上，“西天”一词，并非专指天竺。

• 在公元前6世纪年开始，汉语系佛教的传播路线是：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洛阳，然后再从洛阳传向中国各地。而在佛教的传播途中，真正把佛教发扬光大的是贵霜帝国，它位于中国西边，中国的佛教最初就是由贵霜帝国经由西域传过来的。故而，玄奘最初也是向西，先到西域、西亚学习了佛教的发展历史，搞清楚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来龙去脉后，然后再去到天竺，倒过来教授天竺佛教徒。另外，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也把玛旁雍错称为“西天瑶池”，而这里也并不在天竺。

• 所以，在小说《西游记》之前，中国人一般把西域、西亚、南亚等地都泛指“西天”，在《西游记》之后，一般老百姓才用“西天”一词来特指天竺。

• 2、如果说，把“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当中的几个要素“僧”、“天竺”分解开来，就能判断出他是犹太人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就建立了一个逻辑：“从印度来的僧人都是犹太人”，按照这个逻辑，只要是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人，不管是从汉明帝时期来洛阳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还有那个所谓活了1072岁的宝掌和尚，还有鸠摩罗什，还有禅宗的达摩老祖，都变成了犹太人。

• 3、那个“僧你尾尼”，因“你”音近似“李”字，就被当做姓“李”，实际上，在宋朝音韵中，“你”字跟“李”差别非常大，不可能被宋人作为同一个音。

• 4、如果把“你尾尼”中的“你”被望文生义地当做了姓，那么，那个最少活了136岁的的重要人物“五思达”，他是不是就姓“五”呢？既然犹太人在到达中国之前就有了七十个姓氏，并且到1279年，犹太人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一两百年，难道“五”是在中国发展出的第七十一个姓？这里会不会演绎出一个新的故事出来，说是一个姓五的中国人倒插门成了“开封犹太人”，最后还成了这群犹太人的掌门人？

• 5、僧你尾尼从天竺来中国，说是在路上走了七年。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有七十个姓氏的庞大族群，带着千把个老老少少，像玄奘一样翻越千山万水，尤其是还要穿过与宋朝敌对的吐蕃和西夏的防线，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目的就是向中国皇帝献上“西洋布”，这是在编写《出埃及记》（Exodus）2.0版的《出天竺记》吗？

（脑补一下，两大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深情对唱《When you believe》2.0版：

僧你尾尼你真美，万水千山跑断腿。

不求官位不求富，只给皇帝献匹布，献——匹——布。）

有人说，僧你尾尼来中国并没有说是走陆路，他带着族群里的那么多人，肯定是走海路。那么，兄台，你来解释一下，走海路需要七年吗？在潮湿盐重的海上漂泊七年，那个神奇的“西洋布”不知道会朽烂成什么模样了，还有资格献来给宋朝皇帝吗？

第二，1926年，法国人普瑞浮宣称在洛阳找到了三块叙利亚犹太人所使用希伯来文字体书写石碑的拓片，其时代属于东汉时期，这是犹太人从汉代起就进入了中国的最有利的证据，结果，这些拓片被证明是佛教徒使用的佉卢文，跟希伯来文毛关系都没有，立功心切的法国人普瑞浮只不过又演了一出闹剧而已。

第三，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据说在新疆和阗地区发现了一封希伯来文信件，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据说发现一份希伯来文祈祷文，西方学术界认为，这两件东西都是唐代遗物的残片，由此，西方历史发明家们就把这两份残片当做了犹太人在唐代就进入中国定居的证据。

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就算斯坦因和伯希和没有伪造文物，而且也没有把文物鉴别错误，这也不可能作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下来并且生根发芽形成族群的证据，因为唐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非常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经商、学习的过客，以族群形式定居下来的极其稀少，起码在目前中国史书上，还没有找到过犹太人定居下来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如果说找到两份希伯来文文书就可以当做犹太人定居的证据，那么，在中国境内能够找到的异族文件多得浩如烟海，那是不是所有这些民族都定居在了中国？

第四，《元史》中的“术忽回回”一词并非是指犹太人。

1、从北宋到元朝初年，“回回”一词泛指西夏以西的新疆至里海一带的民族，并不专指伊斯兰教教徒。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梦溪笔谈》。沈括曾这样说道：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吟之，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这里所说打的“回回”，是指当时居于高昌安西一带的“回鹘”，因为唐宋时被新兴民族黠戛斯所破，“回鹘”便迁到这些地方。要到河源（古称葱岭地为河源，意黄河发源地）须过安西，因此须打走盘据在安西的“回鹘”，总之这里的“回回”与“回鹘”诸词毫无区别。但是在这里，“打回回”只是“打敌人”的一种代称，因为北宋时或就从来走出过河西走廊，就更不要说去高昌安西打真正的“回鹘”去了。

照沈括的说法，当时的凯歌都是些“市井鄙俚之语”，因此沈括作凯歌时，也一定是尽量使用这种市井鄙俚之语，以便歌唱的边兵容易领会，所以用“回回”而不用“回纥”或“回鹘”者，一定因为“回回”这一词流行于当时社会的“大众语”，也就是沈括所认为“市井俚鄙之语”。

在南宋彭大雅和徐霆的《黑鞑事略》中，则屡见“回回”一词：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

这里所谓“回回字”在赵琪的蒙鞑备录中则称为“回鹘字”。备录云：

“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它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

蒙古人最初所用的字是“畏兀儿字”，有《元史》《塔塔统阿传》及《释老传》为证，所以这里的“回回”，一方是代替“回鹘”，一方又系指“畏兀儿”而言。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当时“畏兀儿”信奉的是佛教。

“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残虐诸国已破而无争者，西北曰……抗里（原注回回国名）……已争而未竟者……西北曰克鼻稍（原注回回即回纥之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

上述所征的“回回国”当即花剌子模，第二段的“抗里”即《元史》中的“康里”、“克鼻稍”，据王国维先生考订为“钦察”。《元史》中的康里人和钦察人有传的很多，但皆看不出信伊斯兰教的特征来，所以，徐霆是把西夏以西新疆至里海一带的民族统称为“回回”。

2、元代开始，大批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随蒙古大军从陆路迁来中国，称为“色目人”，分居于全国各地，帮蒙古族治理辽阔的国土。元朝统治者发现这些西域人信教不一，高昌回鹘信佛教，西域其它地区信伊斯兰教，因此为了区分，便将信佛教的高昌回鹘按照他们的自称，称为“畏兀儿”，将其它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仍称为“回回”。

此时的“回回”便与宗教建立了联系，单指伊斯兰教徒。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佛教成了国教，而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则占有极大势力，二者都是社会上的显要分子，自不能拿一个名称叫他们。这种不同的称呼至迟在元世祖时已经成立，有当时的公文诏书可证：

“中统四年，谕中书省于东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回回、通事、斡脱、并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匹。”（《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引经世大典·马政篇》）

“至元二年六月，圣旨谕中书省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及诸色人匠，应据官中无身后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亦不得用马拽碾耕地。”（《大元马政记》）

这两条是政府买马和禁人民骑马的诏令。“回回”与“畏兀儿”并列，足见当时对于二者的分别。同时还可使我们推想到这两名词是普遍的行于社会上。

这里“回回”之为伊斯兰教徒还可从当时的诏令中得到证明，《元典章》有一条云：

“答失蛮、迭里威失户若在回回寺内住坐，并无事产，合行开除外，据有营云事产户数，依回回户体例收差”。“答失蛮”是波斯文学者的称呼，《长春西游记》称为“大石马”，等于现在清真寺里的阿衡。“迭里威失”是回教中的一种苦修学派，足见回回寺是指伊斯兰教徒的寺，而“回回”则指伊斯兰教徒而言。

除公文诏令外，当时的志书也把这两种人分别得很清楚，陈垣先生的《元也里可温考》引元文宗时修的《至顺镇江志》关于户口的记载上这样说：

“侨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兀儿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温二十三……”

（以上部分资料，引自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先生的研究成果）

3、根据以上资料可见，从元初开始，“回回”一词，就专指那些跟随蒙古军队从西亚和中亚迁来中国的伊斯兰教教徒，这些人称为“色目人”，分居于全国各地，帮蒙古族治理国家。

《开封犹太人》出炉后五百年来的许多中外学人，他们把之前中国历史没有记载的原因，解释为中国汉人分不清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因此，也把犹太人当做了伊斯兰教徒，都称为“回回”，因此，也就没有专门记载犹太人。

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诚然，退万步说，就算元朝时候有犹太人在中国，中国人淡漠于宗教，分不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是，那些同时代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们，难道他们也认不出他们的这些千年宿敌吗？不要忘了，在元朝时候，这些帮助蒙古人掌管政权的“色目人”，他们大权在握，他们还会容忍这些因背叛真主而遭到真主弃绝的“恶魔同党”（《古兰经》(2﹕14) ），让他们跟自己一起都叫做“回回”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陈垣先生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将《元史》中的“术忽回回”指向犹太人，以此证明“开封犹太人”从宋延续到金，从金延续到元，再从元延续到明清，这是十分不准确的，完全是“大胆假设，大胆求证”。

陈垣考据出来的“开封犹太人”的大量证明，都是1601年甚至1663年以后的证明，但是，他却用这些证据去证明1663年甚至1601年之前的历史，这岂不是成了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与此类似的荒唐结论：

• A、1949年以后，新中国有了国旗、国徽等大量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了新中国的存在；

• B、新中国以前，中国社会也存在过国旗、国徽；

• C、所以，新中国早在191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非常遗憾地说，陈垣先生在他的那篇《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完全是在别人设定好的范围内（比如在1601年甚至1663年之后）鹦鹉学舌，望文生义，为某个结论而去强行臆造证据，想当然地到处进行所谓的“考证”，其结果却是却是一无考二无证，这种治学方法是极不严谨的，其结果就是无意间帮助利玛窦这些文化大盗当了一回傻不啦叽的吹鼓手。

惜哉。

综上，“开封犹太人”的支持者们，找到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少得可怜的所谓证据，更是从反面证明了，“开封犹太人”只是欧洲耶稣会杜撰出来的一段子虚乌有的伪史。

第七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在“留遗汴梁”之后，为何过那么多年才来建设他们极度重视的精神家园“犹太教堂”？

假设“开封犹太人”就是“僧你尾尼”那批人，他们在宋真宗咸平元年到达开封，住了下来，而到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才开始建寺，而时间已经过去了165年。退一步说，“开封犹太人”是北宋灭亡前十年来到开封的，那他们建寺也是在37年以后了。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和律法，犹太族群必须具备神文、神职和神所，会堂不仅是成年男人必须一天祈祷三次的地方，而且还是用于公共活动、儿童与成人教育的重要场所，犹太教堂是犹太教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精神殿堂。要是教堂不存在，犹太教教义就无法在浓厚的宗教仪式烘托下进行宣讲，那些年纪尚小的人就会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宗教精神就会一代代日渐淡薄，宗教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所以，对于定居下来的犹太人来说，可一日无寓所，但不可一日无教堂。

但那些“开封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晚才给自己建教堂呢？

有人为之辩解说，犹太人初到开封，人生地不熟，买不起地皮，所以，在他们到达开封37—165年之后再来建寺，也情有可原。

那些首批到达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很穷吗？

正好相反。“留遗汴梁”四个字恰恰说明，这批犹太人属于当时的“豪华旅游天团”。

• 1、这批犹太人有一千人左右；

• 2、这批犹太人留在了开封府，不管是租房也好、自建房也好，无论是在内城，还是在外城，即使是在新宋门、南熏门、万胜门和新酸枣门外的城乡结合部，他们全部都住在了大宋的首都东京。

今天，如果有一千多人来到北京，最后都在五六环以内买房定居，那么，这一千多人必定全都是山西来的煤老板。

闲聊一下，北宋时候，东京开封的房价有多贵？

宋真宗时候的宰相寇准说过：“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僦居就是租房子，不是住僧舍就是租房子。

宋仁宗时期的宰相韩琦曾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在京城当官时就租住的小破屋，后来回忆时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里感怀道：“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晚年的时候，欧阳修终于在十八线城市安徽阜阳买了几处房子，也算告别了“房奴”的生活。

经欧阳修提携的苏轼也好不到哪去，他在首都为官多年，经常借住在同乡范镇家中，一直也没能在京城买上尺椽片瓦，以至于给儿子苏迈办喜事，请同僚吃饭都得借范镇的房子。后来，范镇死的时候，苏东坡还写了一幅挽联：“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表达了对范镇留宿的感谢之情。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做官要比他成功得多，不过也买不起开封的房子，直到七十岁时才在许昌置办了一份不动产。苏辙不由得感慨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

大学士陶榖用“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形容了当时的“蜗居”境况。“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可想而知，建筑面积有多小，居然连张床都放不下，只能睡箱笼。

为啥开封房子这么贵？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在当时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城市结构早已突破了唐代长安“坊市”式的城市格局，进而转向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作为首都的开封，其城市化、商业化的速度与程度都史无前例。随着人口增多多，城市空间紧俏，地产市场也就日益火爆起来。东京房屋贵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时的政府出台限购法案了。一是宋真宗发了道圣旨：“禁内外臣市官田宅”；二是宋仁宗又发了道圣旨：“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前面是说无论中央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不能购买公房。后面是说现任京官最多只能拥有一套住宅，禁止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由此，当时开封房价有多贵？不用说数字，你根据今天的“北上广深”大概也能猜到了吧。

（北宋开封“房价”为何那么贵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201184238057.html#）

（在这里我们又不妨脑补一下：

• 镜头一：一个肥硕的房东妇人双手叉腰站在垂花门下，对着抄手游廊里的一群奴仆喊道：“来人啦，寇准宰相他不交房租，把行李全部给我扔出去！”

• 镜头二：寇准站在一大堆箱笼被褥中，满脸无奈地说道：“夫人，这不怪我呀，朝廷把钱拿去当岁币交给萧太后了，这个月发工资大家都推迟了呀！”

• 镜头三：这时，参知政事温仲舒火急火燎地跑进院门，嘴里一迭声地喊着：“寇老西，借我二十两银子，房东扣着我的官帽不还，要不我明天怎么上朝呀！”）

因此，根据上面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就可以得出结论，那么有钱的一大群犹太人，而且又那么热爱自己的宗教，他们拖了37—165年之后才来建设他们的“犹太教堂”，其中没有别的原因，这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第八个问题：“开封犹太人”是怎么逃过1233年蒙金血战的？

1234年，金国灭亡，南宋朝廷实施“端平入洛”行动，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宋将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然而，此时的汴京已再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梦幻般的繁华开封，除了大相国寺和宫城以外，井市焚毁，到处都只是荆棘丛中的断壁残垣和累累白骨，昔日超过百万之数的庞大人口，就只剩下了六百多投降了蒙古人的金国士兵，而居民就仅有一千多户人家，估计多是这些士兵的家属。

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五中说道：“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

那么，那些“开封犹太人”呢，他们到哪里去了？

有人说道：“这个问题问得太愚蠢。既然战争来了，犹太人必然会跟所有开封人一起逃到城外，打完仗后，自然也就返回家去了。就算他们的犹太教堂烧毁了，他们不是在1279年又重修修建了吗？”

非也。

今天的人类，根本无法想象宋、蒙、金战争的那种炼狱一般的残酷。

自从1214年金国迁都汴京之后，蒙金两国就在中原一带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互相掘开黄河来淹没对方，时间几乎长达20年，到金国灭亡之时，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整个河南与河北、山西、淮北、湖北的部分地区）都几乎已经变成了无人区，不管是蒙古军队还是宋朝军队，都根本无法通过中原地区，原因很简单：无人居住，也就无法筹集粮食（说穿了，就是抢不到粮食）。

据《宋史·赵葵传》载：“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授权兵部尚书等。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

1232年，据《元史》记载：“睿宗（即拖雷）与金人战于三峰山，大破之。诏塔察儿等进围汴城。”随后，金哀宗突围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随后又逃往蔡州（今湖北枣阳西南）。1233年9月，蒙古军已经占领金国大部国土，都元帅塔察儿围攻金哀宗固守的蔡州，被金军屡败于城下，于是，蒙古军分筑长垒，死死围住了金哀宗，不得让其逃窜至别处。当其时，蒙古军队早已断粮，很多人挖掘尸体以食，后竟相活食金国百姓。蒙古军由于无法取胜，于是派使者邀请宋廷联合灭金，同时还要求宋军支援蒙古军部分粮食。

1234年正月初二，蔡州城中已经断粮三月，马鞍、皮靴、破鼓尽被煮食，金军以人和牲畜的骨头以及燕子筑巢的泥充饥，又“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到最后，宋将孟珙与蒙将张柔共同进攻蔡州，守城金军将城中的老弱孩童投入大锅，熬成热油，用以浇烫攻城的宋蒙士兵，号称“人油砲”。其惨状让孟珙心中实在不忍，孟珙遂请一名道士进城，劝阻金人野兽一般的暴行。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记载：“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说止之。”

通过以上历史背景介绍，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在1233年那年，汴京被蒙古人攻破之后，城中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死于战火与屠杀，就算有少数平民能侥幸逃出城，但也无处可去，因为整个中原地区都成了千里赤地，逃出城的这些平民百姓，最终不是成为路旁的饿殍，就是成为蒙金军队的“两脚羊”。因此，在这种人间地狱之中，“开封犹太人”这种外来族群的生存能力本来就比不上当地百姓，他们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假设说，“开封犹太人”最后大部分都在开封活下来了，并且还重修“古刹清真寺”，那么，这些“开封犹太人”就必须打通以下几道地狱级的关卡：

• 1、从战火中逃出汴京开封；

• 2、快速从汴京开封逃到河南南部，并且要在这大片无人区搞到足够的粮食免于饿死；

• 3、穿过蒙古兵掘黄河河堤而形成的几百里的两淮沼泽区；

• 4、顺利到达淮南一带的宋军防线，由此逃出生天，劫后余生；

• 5、又离开相对富庶平安一点的中国南方，返回到蒙古人野蛮统治下的开封，再去重修那座“古刹清真寺”。

• 6、另外，由于宗教竞争的原因，伊斯兰教自创立的那一天起，就把犹太人当做了夙敌，尽管在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伊斯兰教对犹太人并不像欧洲人那般野蛮残忍，但是，其所作所为也仁慈不到哪里去，所以在整个元代，伊斯兰教徒“色目人”充当着蒙古政权的重要助手，他们还能容忍夙敌在开封建一座“规模很大的犹太教堂”？因此，即使当时真的存在“开封犹太人”，本来就人丁稀少的他们，能够在伊斯兰教徒手下活过整个元朝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除此以外，“开封犹太人”不可能再有第二条生存路线。

由此，从上面所述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来看，“开封犹太人”这个外来族群要逃过1233年的那场战火兵燹，以及安全度过伊斯兰教徒占上风的整个元代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弘治碑》的碑文记载混乱、前后矛盾，而且只是一个孤例，在丰富翔实的中国史料环境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其他旁证，所以，完全可以判断其碑文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刻意编造出来的伪作。

四、“正德碑”的作用——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

实际上，无论是所谓的“弘治碑”（立于1489年）还是“正德碑”（立于1512年），其碑体的制式、碑文的风格，都极其相似，而且彼此之间的时间仅仅只间隔23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这两块碑都是出自同一批造假者之手。

“正德碑”与“弘治碑”相比只有一个地方不同，其碑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

这里，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了汉朝时候，所以，“开封犹太人”就不仅仅是“开封犹太人”，而是“长安犹太人”或者“洛阳犹太人”了。

从1489年到1512年，时间只过去了23年，这帮“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把最容易出现同音不同字的人名音译都写得一字不差，却唯独把最重要的细节——自己伟大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搞错了。

这可能吗？

不，“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搞错，他们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从宋代改成到汉代，正是他们整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精心安排下，这个“正德碑”的任务只是起到一个过渡作用，是要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上去，而其主要目的，就要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再进一步提前到更早的历史时代中去。

“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他们收罗了一批中国文人，通过这些文人，发明家们由此熟悉了中国文化，一位可以造假造得天衣无缝。但是，他们却不懂得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弄巧成拙”，也不懂得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纸包不住火”。

在满地都是秦砖汉瓦元青花的残渣碎片的中国，在遍地书香、山水有韵的中国，在能工巧匠巧夺天工的中国，在庙堂、民间到处是各种扫地僧、明眼人游弋出没的中国，你想来造假作伪、欺瞒天下，你还是先活上五千年、学上五千年再说吧？

五、“康熙碑”终于粉墨登场

第一个要点：“康熙碑”终于跟那个古怪的“周朝146年”联系起来了

果然，在所谓的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立碑的“康熙碑”里，我们终于见到了历史发明家们的终极目标——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了周朝，然后在阐述教义的时候，正式列出了犹太教的三位重要的先祖：

“康熙碑”碑文中说道：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象，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性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前二碑作乜摄，即摩西)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膳，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即西奈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剌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为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鋐、高锐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

在“康熙碑”中，对犹太教来中国的叙述与前两个碑基本相同，除了把摩西和西奈山故意从“乜摄”和“昔那山”改成“默舍”和“西那山”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犹太教来中国的时间进一步提早到了周朝，并且明确说明“建祠于大梁”。

大梁是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原址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西北一带。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一说魏惠王五年或六年，即公元前365或364年），魏国自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一般认为，公元前365或者公元前339年，就是大梁的正式建城时间。

“康熙碑”把犹太人到达中国的时间提早到了周朝，建祠于大梁，那么，似乎就可以把时间范围缩小到公元前365－公元前256年之间。

怎么样，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跟“弘治碑”中那个古怪别扭的“周朝146年”和“周朝613年”遥相呼应起来了？

当然，耶稣会实际上也意识到，仅仅炮制出“康熙碑”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康熙碑”之前的系列证据，于是他们在“康熙碑”之前，又提前造出了《弘治碑》和《正德碑》也好，来作为“康熙碑”的铺垫和过渡，目的都是为《康熙碑》的横空出世埋下草蛇灰线、打好伏笔基础，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条”，让《康熙碑》不至于显得太突然、太过于夸张惊悚，吓坏了严谨认真的中国史学家们。

第二个要点：“康熙碑”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有了前面的分析，对“康熙碑”中的“精彩”故事，我们随便看看就好。

• 1、宋朝兴隆二年（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犹太教堂；

• 2、元至元十六年（也就是宋亡的1279年），活了136岁的列微人五思达在开封土市字街东南建立犹太会堂；

• 3、弘治二年，即1489年，重修会堂，立“弘治碑”）

• 4、明天顺五年（1461年），犹太会堂被黄河水淹没，随后重修；

• 5、名正德七年，即1512年，维修会堂，立“正德碑”）；

• 6、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

• 7、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李自成和官军竞相引入的黄河水淹没；

• 8、顺治十年（1653年），赵映乘等“开封犹太人”后裔重建“清真寺”，至康熙二年（1663年），立碑纪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康熙碑”的碑文归纳中心思想，那就是：

“这篇碑文通过对开封犹太教堂的曲折经历的详细描写，热情歌颂了赵映乘等人舍身保护犹太教堂、保护‘道经’的伟大献身精神。”

注意，整篇碑文表面上是在介绍犹太会堂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在介绍那些从黄河洪水淹没后的淤泥里找回来的十三部“道经”，也就是真正的重点《摩西五经》。

第三个要点：信息重大

与前两个碑不同，“康熙碑”里揭示出大量丰富的信息，结合后面介绍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来看，“康熙碑”给后世者展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 1、明末清初，尤其是在1601年以后，在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的筹划策动下，“开封犹太人”正式进入了中国历史的视野。

• 2、按碑文所述，“开封犹太人”不仅后裔众多，生齿繁盛，并且一直完整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矢志不渝。

• 3、“康熙碑”里出现了很多人物，而其中有些人物在清前期官员监修的地方志《河南通志》中可以找到，因此，“开封犹太人”从周朝就进入中国就不再是传说，而是确实是一段“可靠的信史”。

• 4、碑文强调，五思达在至元十六年重修的那座犹太会堂一直屹立在开封市内，经历了无数次毁灭，然后又得到了无数次重建。这里，“康熙碑”实际上是在暗示，从1163年到1653年，整整五百年来，这座开封犹太会堂就像是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一样屹立不倒，圣堂所在的开封实际上已经成了犹太人们的“应许之地”。

（联想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曾经准备在中国哈尔滨建国的“河豚鱼计划”，我们相信，假若历史条件具备，开封将会成为犹太人的第二个耶路撒冷。）

• 5、整篇碑文，抛去那些表面上的信息，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以下这两段：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

“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这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实际上都归结到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这四个字上。

第四个要点：明朝的历史、笔记、小说中，有“开封犹太人”的痕迹吗？

在诞生了三部伟大名著的明朝，史料丰富，笔记小说极其众多，其中特别有一部《汴京遗迹志》（作者李濂，开封人，生卒于1488到1566间），然而，最起码在1601年前的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一处提到过“开封犹太人”，也没有一处提到过与其相关的事物。尽管“康熙碑”里反反复复提到那所“犹太教堂”，从宋朝开始，历经元朝和明朝，存在了有整整五百年，但搜遍宋元明所有的历史与笔记小说，都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

难道宋朝、元朝和明朝的三代文人都瞎眼了吗？

实际上，宋朝、元朝和明朝三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没有瞎眼，因为最起码在1601年之前，他们不可能看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1601年，这是鉴别“开封犹太人”历史真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一年，“开封犹太人”伪史的总编剧和总导演利玛窦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十年，从那以后，“开封犹太人”伪史便开始兴风作浪，正式登上中国这个大舞台。

第五个要点：“康熙碑”展现出了“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在“康熙碑”中，有三个重点内容始终是前后呼应的。

一、将“一赐乐业教”伪造为中华文明之源

“康熙碑”的碑文中一开始便这样说道：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

这段话里自然可以解读出这些信息：

• 1、中国人所说的盘古，实际上就是“一赐乐业教”里的阿耽（亚当）即为，中国人说的女娲，从音译上看，实际上就是造方舟的那个诺亚，这样一来，“阿耽”与“女娲”（此“女娲”并非是中国人说的那个女娲）的后世子孙“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不是自然就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先祖。

• 2、亚伯拉罕不仅是中国人的先祖，而且率先悟出了“天人合一”的宏旨，由此最先创立了“修身立命”的原发性思想，后来孔子也好，诸子百家也好，统统都是从亚伯拉罕这里继承下去的。

二、将亚伯拉罕的思想伪造成儒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碑文中又说：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

这段话正式提出“一赐乐业教”从周朝就传入了中国，而这也就印证了从“周朝164年”开始，亚伯拉罕创立的“天人合一”与“修身立命”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乃至所有诸子百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三、“康熙碑”提出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旧约》十三部经即是“道经”和“圣经”，正式向儒家的“道统”地位提出挑战，以达到全面篡改、掠夺中华文明成果的目的

我们前面说了，整篇“康熙碑”的碑文，实际上都是在围绕“道经”二字打转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损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返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祯、满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成宗之，今奉入尊经龛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纪变，乃第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

…………

“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

“康熙碑”中，多次提到了从黄河洪水淹没的泥沙底下寻找回来的“十三部经”，并且把这“十三部经”升级到了“道经”的高度，正式摆出了一幅要与儒家争夺“道统”地位的姿态。

孟子在《尽心》中说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在此，孟子正式提出了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到中唐时，面对愈演愈烈的佛老理论全面伪造和歪曲孔子等先贤的事迹、全面践踏儒家及诸子思想、把唐朝社会日益推向灾难的严峻形势，韩愈在孟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道统理论，他正式扛起了为期近数百年的“儒家复兴运动”的大旗，攘斥佛老，力求恢复早期儒家的基本理论，抨击藩镇割据，要求加强君主集权，用以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挽救日益走向没落解体的大唐。

道统思想，在历经孟子、韩愈和二程之后，到了朱熹时代，正式命名为“道统”。由此，道统思想终于成为了北宋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要用“犹太——基督教”理论占领中国，要用神学理论取代中国主流的世俗理论，就必须要用“犹太——基督教”的“”十三部经来压倒中国本土的主流理论，这就是“康熙碑”里展现出来的“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而又十分纳闷。

“康熙碑碑文”这样的一篇文章，把中国的上古神话人物巧妙地置换成了犹太教的亚当、诺亚等人，将中国主流社会价值理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思想，然后虚构了犹太人从周朝起就进入中国的历史，这样一来，秉持“修身齐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儒家思想家，孔子也好、董仲舒也好，都统统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传教弟子。

“康熙碑碑文”这样的一篇文章，教义体系十分严密，整个计划的谋篇布局，战略想象极为大胆，各个战术细节十分翔实，伪造出来的各种证据互相印证、前后照应、步步为营，设计得就像一战时期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制定的“施利芬计划”那般缜密周全，试问，这是所谓的清朝初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进士赵映乘写得出来的吗？

毫无疑问，这篇大作必然出自耶稣会的传教士之手。

第六个要点：耶稣会为什么只关心开封的“犹太人”？

实际上，作为全世界到处飘流又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他们在1601年以前来到过中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到达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但是，他们即使来到中国，也只是临时居住的商人，只是来了又去的过客，并没有把整个家族带到中国并定居下来，并且发芽生根，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区。

据说1605年，利玛窦见到一个叫艾田的“开封犹太人”，听他说不仅在开封，而且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居住，但是，在1601年开始的后来两三百年间，传教士们压根没有提到过中国南方的那些“犹太人”，完全不关心其存在与否。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一，利玛窦们只是对开封的“犹太人”感兴趣。

实际上，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他们的内心里对犹太人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十分仇视，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迫害与残杀持续了上千年，就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老家意大利就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那么，为什么一到中国来，耶稣会就对所谓的“犹太人”大发善心，变得如此慷慨热情，难道这是欧洲版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传教士们知道，中原一带是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如果在开封一带虚构出一个“犹太人族群”来，就有机会把“犹太教”这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当做木马，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上去，所以，在开封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才有利用价值。

其二，中国南方的犹太人，一看就是很晚才到中国来的商人，无法让他们来实现耶稣会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因此自然进入不了传教士们的视野。

其三，十七世纪后期，当“开封犹太人”对“十三部经”的证明价值完成之后，欧洲传教士们对他们再也没有了兴趣，任其自生自灭，这就充分证明了耶稣会虚构出“开封犹太人”这出伪史的最真实的目的。

六、“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发明“三大碑”有何意图？

“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故意从从《弘治碑》绕到《正德碑》，又从《正德碑》绕到《康熙碑》，不厌其烦绕了一那么大圈，每次都往前面跳上几百年，他们如此煞费苦心，其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妨以“小人之心”来猜测一下。

第一个目的：让中国历史为犹太教历史背书。

从所谓的“三大碑”里面的时间进程来看，这些居心叵测的历史发明家们，他们捏造历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周朝，让真实可靠的中国历史来为犹太教的历史背书作证。

第二个目的：让中国历史为耶稣会伪造的“十三经背书”，尤其是为《摩西五经》背书。

从“三大碑”里特别强调、反复强调的犹太教起源和犹太教教义来看，历史发明家们让中国历史来为犹太人历史背书，最终目的就是为《圣经·旧约》作证，更具体地说，就是为他们伪造的包含《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经”背书，然后再将这些伪经拿回欧洲去，为他们在欧洲的宗教体系、宗教斗争服务。

这里，我们想起了董并生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做《西方伪造文献举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爱传统地址：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191）。

根据董并生先生的介绍：在文艺复兴时期，耶稣会神甫曾经伪造了一篇中国文献《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耶稣会修士福开神父将原文“翻译”成了拉丁文，稿本藏于梵蒂冈图书馆，馆藏编号：42759）。

据说，在这篇《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中，孔子的弟子穀俶与鲁公子虢（鲁是西方俗历纪元前417 年周安王时的公国）进行了一番宇宙级别的问答：

“…………

穀俶：那么您同意有一个全能的人，凭他自己而存在，是整个自然的最高创造主吗？

虢：是呀；但他若是凭他自己而存在，那么就什么也不能限制他了，那么他就到处都在：那么他就存在于一切物质里，存在于我自身的各个部分吗，

穀俶：为什么不呢？

虢：那么我自己就会是神明的一部分了。

穀俶：这或许并非是一种结论，这块玻璃处处都是透光的：然而它本身就是光线吗？这不过是矽石，仅此而已。一切都存在于神明之中，这是无疑的：发动一切的应该无处不在。上帝不像中国皇帝住在皇宫里叫阁老们传达他的圣旨。只要上帝存在，他必然会充满在空间和他的作品里；他既然在您身内，这便是一种经常的警告，叫您不要做出您在他面前要面红耳赤的事来。

虢：为了在上帝面前敢于正视自己而无愧于衷，应该如何行事好呢？

穀俶：公正。

虢：还有什么呢？

穀俶：还是要公正。

虢：但是老君学派又说是既没有公正也没有不公正，既没有淫邪也没有德行。

穀俶：老君学派说既没有健康也没疾病吗？

虢：不，老君学派根本没说过这样错误的话。

穀俶：以为既没有灵魂的健全，也没有灵魂的病害，既没有德行，也没有邪念，有这种想法的人非但犯了错误，并且为害更大。凡是等视一切的人都是些牛鬼蛇神之类的东西：养育亲子跟把他用石头砸死，二者相等吗？帮助母亲跟在她心口上插进一把攮子去，二者相等吗？

虢：您把我可吓坏了，我厌恶老君学派。可是有种种公正与不公正，何只千差万别呀！人往往是难以肯定的。谁又准知道什么是许可的，什么又是犯禁的呢？谁又能把善恶之间的界限划分准确呢？您可以给我指出分辨善恶的方法吗？

穀俶：吾师孔子的办法就是：“善终吾身，死而无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虢：我承认这类格言应该是人类的法典；但是临终时觉得活得很不坏，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有什么收获呢？这成大钟毁了以后，是否会因为曾经把时刻报得准确而觉得幸福呢?

穀俶：这座大钟无知无觉：它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心理，您自己觉得罪有应得时候您是要后悔的。

虢：可是，我如果犯了几次罪案之后，便不再后悔了呢?

穀俶：那么只有您断了气才成；您要知道在那些不喜欢受人压迫的人当中，一定有人会让您不能再干新的罪恶勾当。

虢：如此说来，充塞他们体内的上帝，既容许我作恶之后，也必将容许他们本身作恶吗？

穀俶：上帝给了您理性：不要用来胡思乱想，糟蹋自己，糟蹋别人；否则不仅今世会遭遇不幸，谁又能保证您来世就会幸福了呢？

虢：谁又跟您说过还有来世呢？

穀俶：这只是猜想着吧。您作人行事自应有来世才好。

虢：但是我若是知道的确是没有来世呢？

穀俶：您这话靠不住。

…………

虢：穀俶，您启发了我。为使我脱离人世以后还能受到赏罚，必须在我体内有什么在我死后还能感受还能思考的东西才行。可是在我出生以前，什么思想感情都没有，为什么我死后又有呢？这一部分莫明其妙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呢？蜜蜂死后，它那种嗡嗡的鸣声还留得下吗？植物被拔去以后，这棵植物的生长力还继续存在吗？生长力不是我们拿来表示神明要植物从土壤里吸取汁液的那种无法说明其状态的东西的一个词吗？灵魂也是同样造得含含混混、辞不达意地说明我们生命动力的一个词。凡是动物都在活动：我们管这种活动的能力叫活动力；但是并没有另外一种东西可以是这种力。我们有种种情欲、记忆、理性；但是这类情欲、这种记忆和理性确实不是什么另外的东西；这也并非是一些存在我们心中的东西；也并非是一些个别存在的小人物。这本来都是为了确定我们观念而造的通用词。意味着我们记忆、理性、情欲的灵魂，本身不过是一个词罢了。谁在自然里发动了运动呢？神明。谁使一切植物生长呢？神明。谁在动物体内活动呢？神明。谁创造了人的思想呢？神明。

倘若人类灵魂是一个关在我们体内的小人物，指挥我们的动作和思想，这岂不是指出世界永恒的创造者无能、指出有一种本不配由他来创造的机械动作吗？难道说他不能做些本身能动能思维的自动机械人儿吗？您教我读过希腊文，您又教我读过荷马；我觉得伏尔甘做了一些自动去赴神会的金爵，真是一位神匠；但是倘若这位伏尔甘在这些金爵里边暗装一个小人儿推动它们，令人看不出来，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卖狗皮膏药的了。”

…………

虢：为什么又有许多民族根本就不信奉这种学说呢？您知道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注：犹太十族在崩溃后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伏尔泰），他们从前居住在石地阿拉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来不相信有不死的灵魂：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我读过经典的译本；他们的法律当然跟其他各民族法律相似，命令他们孝敬父母，不可盗窃，不可说谎，不通奸，不杀人；但是这些法律却没有对他们谈到来世的赏罚。（注：孟克[Munk]说，至于来世的赏罚，摩西并没有谈，或者是因为他以为灵魂像一阵神风，应该在人死后立即恢复它原始的纯洁状态，或者是因为他不愿意对于一个充满形而上学困难的问题表示意见。—阿弗内尔）。

穀俶：虽然这种思想还没有在这个可怜的民族中得到发展，早晚终会有一天要得到发展。当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一切开化了的民族都已经信奉了这种有益的学说，一个不幸的小民族还没有信奉，可有多大关系呢？您若患病，有一种为所有中国人都证实有效的药，您能够推托还有几个山野村夫不愿意服用，您就拒绝吃它了吗？上帝给了您理性，理性告诉您说灵魂不死；这也就是上帝本人在对您说这话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也许会对这篇《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嗤之以鼻、捧腹大笑，但是，当你看到伏尔泰在其名作《哲学词典》中一本正经地歌颂那两个“穀俶和虢”说道：

“请读读这一封给笛卡尔的惊人的信的其余部分；读一读洛克；再重新把本书仔细的读一遍，您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可能对于灵魂的性质有半点概念，因为创造物不能认识创造主的秘密的原动力；你们可以看出不懂我们思想的原理，就必须努力思想得正确和公正，应该做到你们所没有办到的：温、良、恭、俭、 让；要效法穀俶和虢，而不要效法托马斯·阿奎那或司各特，他们的灵魂都是很隐晦的，也不要效法加尔文或路德，他们的灵魂都是很严厉而激烈的。”

1788年，欧洲还发行了一部耶稣会神甫巴多明译注的孔子的诗篇：《自然法》（Le code de la nature poème de Confucius，traduit et comnenté par le P. Parennin，巴黎国立图书馆有藏），书中以孔子的口气对老子大肆进行攻击：

“……我特别不能容忍包围着我们的那些邪说。一方面我知道老子，他母亲因天地交合而受孕，怀胎八十载。我对于他那种清净无为和万物蜕变的学说，并不比他出生即生自发和他骑着青牛去传道更加相信。”

看到这些耶稣会花几百年时间，精心设计、制作出来的来自“中国文化”的“证据链条”，我们还笑得出来吗？

第三个目的：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再进一步，“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捏造历史的更隐秘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放到周朝，甚至放到开天辟地之初，这样一来，假如历史大环境的条件成熟，他们就完全有机会把我们所有的文明成果，把我们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把我们的诸子百家统统改换成犹太人的杰作，从而把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偷换成犹太文明。

在“三大碑”的碑文中说道：“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在这里，“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已经明目张胆地把他们“盗窃中华文明的路线图”介绍得很清楚了：

• 1、把“阿耽”（即亚当）称作“盘古”，

• 2、“阿耽”之后便是“女娲”，由于“女娲”与“挪亚”音近，所以，有中国学人就把“女娲”等同于《旧约》中的那个“挪亚”；

• 3、最后，把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称为阿耽的十九代孙。

• 4、那么，中国人自古视盘古和女娲是自己的先祖，那么按照“三大碑”说来，后世所有中国人是不是就成了“阿耽”、“挪亚”和“阿无罗汉”的后世子孙？

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十天前的作者倚天立本人（再面壁十分钟），我们不管真假，不假思索，非常得意地接受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因为犹太人是全世界最顽固地坚持自己文明的民族，你可以用烈火、刀枪、毒气剥夺他的生命，却剥夺不了他的宗教信仰，如果连这么伟大执着的民族都能同化，那么，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是比犹太文明还要伟大的文明。

不得不说，这种“民族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开封犹太人”伪史的扩散，扩大了这段伪史的影响范围。

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会花了一两百年的时间，虚构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不是为了讴歌中华文明的强大同化能力，而是为篡改和夺取中华文明的最终目的服务。

近二三十年来，从“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起源埃及”、“中华文明起源犹太人”等歪理邪说甚嚣尘上的趋势来看，那些中外文贼，里应外合企图化夏为“胡”，古今呼应达五百年之久，难道背后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支持？

看了这些资料，你会不会背上冒出一层冷汗？你还会认为耶稣会企图把“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异想天开吗？

我们知道，天下布满盗贼，有盗财的，有窃国的，但是，居然还有打算要盗窃一个伟大的文明的。

耶稣会真是古往今来最有想象力的最优秀的盗贼集团，真心为他们“点赞”一个。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看见一双双绿色的狼眼，躲在我们身后，熠熠闪亮着贼光。

第二节 高潮：“开封犹太人”的编剧、导演——耶稣会

一、西方历史发明家的老套路——挖碑

不见于任何史书记载，就只有一个石碑，然而，这个石碑却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创造出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世界，也可以否定另外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可以指鹿为马，可以把颠倒黑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把辉煌抹杀为虚幻。

怎么样，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眼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在埃及找到了一块叫“纳尔迈调色板”的石碑，由此发现公元前三十一世纪时法老美尼斯统一的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伟大历史。

1799年，一群法军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找到了通往古埃及王国的金钥匙，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1663年，欧洲耶稣会在中国找到了“康熙碑”，终于发现犹太人早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来到了中国，并且在大梁建立了一座“犹太教堂”。

怎么样，这些套路如出一辙，何其相似，真是：年年岁岁碑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总结下来，西方历史发明家所有的这些套路都是一个模子：

• 第一，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方，挖出一个“发现者”需要的石碑，石碑上有“发现者”需要的内容；

• 第二，“发现者”可以对石碑内容任意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解读；

• 第三，尽管所有的这类石碑都是没有办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孤例，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发现者”们对石碑的解释、推测和演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装模作样，可以张冠李戴，在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更是可以指鹿为马，可以胡编乱造，甚至，当实在编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要么眼睛一闭、充耳不闻，要么眼睛一瞪：闭嘴，你那个叫“不可能的黑色郁金香”！

最后，这些滑天下之大稽的石碑，最终就这样变成了构筑西方伪史的重要基础和坚强柱石，其中，就包括证明“开封犹太人”的“三大碑”。

二、世界文化盗窃集团耶稣会的第一号头子——利玛窦

从唐朝放纵各种异族宗教（佛教、祆教、波斯摩尼教、回纥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进入中国并大肆扩张开始，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失去了应有的防备警惕心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变成了完全不设防的国度，这种缺陷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外来文化炽盛，怪力乱神泛滥，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抑制，中华文明盛极而衰，实际上祸根就埋在了初唐时期。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人自己专门也总结成了一句话，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

问题是到中国来的各种僧侣之中，有的是念“正经”，比如鸠摩罗什，可有的却是心怀叵测，念的是“歪经”。

比如说利玛窦。

说起利玛窦，中国近现代史书都把他歌颂成了一个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以毕生精力不遗余力地把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来。可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却没有深入地想过，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自己都是刚刚从蒙昧黑暗中苏醒过来，哪里来那么多“先进科技”传到正值明帝国鼎盛时期的中国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西方传教士们向自己国内介绍中国时候的那种跪拜与仰慕，他们拿什么来向中国传播（当然，除了他们自以为无比高大上的宗教）？退万步说，即使欧洲当时有了先进的科技技术，他们会舍得无条件传授给中国人吗？他们舍得给当时比欧洲还先进的中国，为什么却舍不得给非洲、美洲和中东中亚？以西方人从十六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能做的就是偷、抢、骗，这种海盗本性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为什么偏偏利玛窦那帮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成了例外，真正变成了圣人或者天使？

2018年，中国的一档电视综艺《国家宝藏》向亿万观众打开了中华文明宝库的大门，让亿万观众瞬间进入了一个奇幻宏伟的琅嬛仙境，让无数中国人第一次真真实实感受到了自己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地图上，出现了澳大利亚，出现了轮廓清晰完整的南极洲，出现了准确完整的美洲大陆，出现了许多根本不为当时欧洲人所知的地形、河流、地名、物产、动物等等，可以说是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了。

《坤舆万国全图》让那些“西方测绘地图能力高于中国”的习惯性认知，彻底变得凌乱起来。

据说，《坤舆万国全图》绘制于1602年左右，是由中国人李之藻在利玛窦帮助下，依据1570年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完成的，一般认为，李之藻提供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资料，利玛窦则带来了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资料。

然而，情况却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根据李兆良先生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关键部分成图时间，起码是在1430年以前，地图里的很多地理信息（包括美洲的信息）是来自于郑和大航海时代，并不是利玛窦所带来的，因为《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欧洲资料出奇地贫乏，而且沿用的还是古地名。尤其是利玛窦的祖国意大利，《坤舆万国全图》只字不提当时著名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大城市，甚至没有当时的天主教领宗地。

“利玛窦能这样疏忽吗?这与他来华传教的目标完全不符”李兆良认为，“光从这点看，《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不可能是利玛窦，也不可能是当时的欧洲绘图家。”

将《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分析，李兆良先生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地理信息来自于郑和船体测绘于1430年之前的结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地理信息流传到欧洲，才有了1496年哥伦布去寻找美洲。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位来自海外、说是要向明神宗献地图的利玛窦，当他睁大眼睛看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表情和诡异、复杂的心情。

至于后来利玛窦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梵蒂冈很快就有了一个《坤舆万国全图》的六屏幅完整版本，大航海后期，欧洲人吵着要去寻找“南方大陆”，也是因为《坤舆万国全图》将澳大利亚和南极洲连在一起，这就被欧洲人称为了“南方大陆”。

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中期的两三百年之间，中国大量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向洪水一样流向欧洲，哺育着从蒙昧状态中醒过来的欧洲人，使得欧洲在短短时间内就催生出工业文明出来，对此，意大利耶稣会功不可没，利玛窦更是居功至伟。

当然，意大利耶稣会拿到了中国那么多先进技术，而工业革命却首先爆发在英国，其中缘由值得探究，但这个结果改变不了耶稣会从中国进行大量盗窃的历史事实。

从后来几百年的历史来看，意大利耶稣会万里迢迢来到中国，背负着重重使命，总结下来有以下几条：

• 1、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宗教、民族等情报，为基督教世界侵略殖民中国做前期准备；

• 2、利用中国对外来宗教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把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全方位、全体系地输往欧洲；

• 3、利用中国对外来文化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在中国历史中掺入虚假的伪造内容，为欧洲人进行作证、背书，已达到欧洲人所需要的目的；

• 4、利用中国对外来文化与外来宗教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将所谓的“红海文明”、“犹太文明”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成型阶段中去，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源头上就置换成了所谓的“红海文明”、“犹太文明”。

这就是欧洲人实施了五百年的“文化战争”，并且，这场战争今天还在继续，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目前全世界不断爆出的各种线索来看，西方人针对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这场文化战争、科技战争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明西来说也好，全人类发源于非洲也好，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莫言之流也好，中国作为最大工业国家要承担碳排放责任也好，中国要向西方制度接轨也好，都是五百年前利玛窦这群“文化海盗”策划的消灭中国、吞噬中国文化成果的文化思想战争的延续。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从各个方面来揭穿西方伪史的造假手段，揭露西方伪史的真实面目，警示目前外来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现代中国，就是在为自唐以来一直对外来文化侵略缺乏防卫能力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修筑起精神的烽燧，建立起一道宝贵的文化长城，为中华文明注入一种强大的免疫能力，为中国文化正在“扶正”的同时，再增加几分“祛邪”的营卫二气，这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文明的永世长存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揭穿西方伪史，还原世界真面目，这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反西方殖民主义，更是人类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读读两篇文章。

一带一路双城记| 中西文化交流创下不少“第一” 2019-04-25 11:27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文/冯俊伟）

中国和西班牙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借助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国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开展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当时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丝绸修建了交易大厅。两国建交40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西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两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政治互信日益巩固，传统友好的民意基础不断得到巩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西班牙政府和企业界对这一倡议的态度非常积极，被西媒称为“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2018年11月，在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内，雷林克教授展示她翻译的《牡丹亭》。（郭求达 摄）早先汉学家来自西班牙西班牙的汉学研究在西方起步最早，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传教士都是西班牙人。虽然他们当时的主观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交流的先行者与推动者，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与西班牙交流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但在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552年，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年仅46岁，终未达成进入中国的心愿。马丁·德·拉达（1533-1578）被誉为“西方首位汉学家”。他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575年）。马丁·德拉达首次登上中国大陆，要求长期留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他的两份报告《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他出使中国的情况。在欧首次绘制中国地图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1618）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在马丁·德拉达报告的基础上，他查阅大量资料，于1585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这本书可谓当时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仅在16世纪余下的区区十多年间，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堪称盛况空前。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1546-1592）是第一位把中文著作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他在1590年前后翻译出版了《明心宝鉴》一书，此书由范立本辑录，成书于元末明初。高母羡也是第一个把汉字“拉丁字母化”的人。庞迪我（1571-1618）是第一个觐见明代万历皇帝的西班牙人。1600年，庞迪我随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北京，对利玛窦的帮助甚大。在中国居住的21年中，庞迪我写了十几本书，介绍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中国文化。他曾奉朝廷命令，与熊三拔修改历法，并为明神宗朱翊钧绘制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画，图上标着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物产等。贝尔纳尔迪诺·德埃斯卡兰特（1537-1605）是第二个出版关于中国书籍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在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人。这幅地图附录于他在1577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航海演说》中。该书是欧洲第一部印有汉字的著作，详尽描绘了明朝的情况。中国名著译本广受好评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起飞，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西班牙汉语研究和汉语热持续升温。西班牙汉学家阿莉西亚·雷林克自学生时代便与中国文化结缘。她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进修，专攻古典文学，现任教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文哲系和翻译系，译作有《牡丹亭》、《文心雕龙》、《赵氏孤儿》和《金瓶梅》等。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和西班牙汉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桑切斯联合翻译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中国的《堂吉诃德》。2016年，由旅西学者陈国坚教授翻译的西语版《唐诗三百首》在西班牙正式出版。这本《唐诗三百首》在毫无删节原本的基础上，补充收录20余首著名唐诗，全书总计翻译唐诗338首。自译著面世以来，在西语世界受到了广泛赞誉。古代“丝绸之路”使相隔万里的中国和西班牙互通有无，来自中国的丝绸、柑橘、瓷器等至今仍是西班牙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如今，“一带一路”再次将中西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文化大国，都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必将超越历史，再创辉煌。

以上这篇文章，特别赞扬了奥古斯丁修士马丁·德·拉达，另外还有别的文章也在盛赞这位“西方首位汉学家”，比如《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然而，在一个叫萨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的加拿大作家的一篇文章里，马丁·德·拉达在1569年给新西班牙总督的一封信中就开始策划入侵中国，德·拉达写道：“如果阁下想要控制中国，——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辽阔、富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比起欧洲，它的城市、堡垒和城墙恢弘得多，——就必须首先占领这些岛屿殖民地……中国人根本不好战，他们全靠人数之众和城墙坚固。如果夺下他们的堡垒，他们就会束手待毙。因此，我相信（上帝保佑），无需强兵就能制服他们。”（陈早翻译：西班牙侵征中国的计划_马丁·德·拉达http://www.sohu.com/a/304783667_611132）

难道，利玛窦跟马丁·德·拉达会有所不同吗？

这两个传教士的确有所不同。

一个是穿上黑袍的海盗，而另一个则是穿上黑袍的巨骗。

三、“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的总导演——以利玛窦、金尼阁为首的欧洲耶稣会

十六、十七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的很多事情从明中后期开始就变得古怪起来了。

“开封犹太人”就是一团令人费解的迷雾。

迷雾虽迷，正好有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让我们拉开了黑幕的一角。

• 1601年，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利玛窦来到北京并定居于此。由此开始，一段五百年来在中国搅得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的丑剧，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 1615年，比利时籍的耶稣会会士金尼阁，将利玛窦的各种著述整理成一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后来，此书名字被中文翻译者故意改成了《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的第一十章，作者这样说道：

“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我们耶稣会定居北京（利玛窦1601—1610年之间住在北京——本文作者注），过了几年后，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利玛窦神父的名望，決定前来拜访。他曾在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欧洲人的书中读到利玛窦和他的同伴。此人姓艾(Ngai),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府。当时他是在赴北京参加博士考试的途中。在此以前他已获得了硕土学位，因为他是犹太人，又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读到我们的神父不是撒拉逊人而且信奉唯一一位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 Mosaic law)的信徒。在走进我们的住处处时，他似乎很激动，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脸型一点不象中国人。利玛窦神父带他到教堂去，给他看神坛上一张圣母和圣婴耶稣以及先驱者约翰跪在他们面前祈祷的画像。他是犹太人并且又确信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所以就认为这张图画上画的是利百加( Rebecca）和她的两个孩子雅各( Jacob)和以扫(Esau),因此恭恭敬敬地向它屈膝行礼，他说，他不能不对他们民族的祖先致敬，虽则他没有向画像行礼的习惯。这件事发生在施洗礼者圣约翰的节日。

圣坛两侧是四位福音书作者的画像，这个犹太人问他们是不是圣坛上那个人的十二个孩子中的四个。利玛窦神父以为他指的是十二使徒，便点头称是。其实，他们两人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等到他把这位客人带回住处开始询问他的身份时，他慢慢明白过来，他是在和一位信仰古犹太教的人谈话。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十个部族的分散已深入到东方来了。后来这个姓艾的人（据伯希和考订，此人即艾田——本文作者注）看到一本普兰丁( Plantin)版的钦定圣经;虽然他认识希伯莱字，却还是读不了这本书。据他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牧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没有作礼拜的地方，因为数目已濒绝灭了。

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诸如亚伯拉罕Abrahan),犹蒂丝( Judith)、玛多查依( Mardochai)和以斯帖( Est her)的故事。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把耶路撒冷( Jerusalem)读成 erusolaim,把弥赛亚( Messiah)读成Moscia。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菜语。他自已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了学希伯莱语。他并不隐瞒，照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已不配算作希伯莱的同胞了。然而，对他说来这没有关系，只要他能获得博士学位就行。撒拉逊人也都这粹做，做时一点也不怕本族的宗教领袖。利玛窦神父还从这个人那里得到有关基督教遗迹的消息，我们将在谈过犹太人之后加以叙述。

大约三年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可以着手的时犊，利玛窦神父就派遣了一位耶稣会的中国世俗兄弟到所提及的省会即开封府去调查那位以色列客人所说的是否属实。根据这位兄弟的报告，情况完全和他所说的一洋。此外，利玛窦神父要求这位兄弟把犹太教堂中所有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抄录下来结果发现和我们的旧约头五卷完全相同，所用的字体出一样，除了古人不用标点而已。利玛窦神父后来又派这位兄弟再次去到那里，这次携有一封信去见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告诉他利玛窦在北京家中有全套的《旧约全书》以及一部《新约》，新约内容是叙述弥赛亚的生平和工作，他肯定弥赛亚已经出现过了。犹太牧堂的主持人对这最后一点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弥褰亚要再过一万年才会降临。但是他补充说，因为他们久仰利玛窦的盛名和学问，他们愿意授与他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荣誉，如果他肯皈依他们的信仰并且戒吃猪肉的话。

后来又有另外三个犹太人由那个城市来到北京，由于他们因事在这里滞留了好几天而且乐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决定领受洗礼。其中的一个是我们最初那位来访者的侄子。我们的神父们殷勤接待他们，教给他们很多有关圣书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博士所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弥赛亚的确已经降临时，他们跪下来并在他象前祈祷，就和基督徒一样。他们得到一部简编的基督义以及其他用中文写的关基督教义的书.感到十分喜悦，他们把这些书带回给他们的同胞。

这三个人还对于犹太教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们因为不会祖先的语言，对于犹太教已经一无所知了，简言之，他们已经变成了撒拉逊人或不信教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那位犹太教堂主持人已经因为年老故去了，他的儿子按照继承法的权利接替了他的职位，但他完全不懂有关他们信仰的各种问题。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他们的民族的豪华的教堂里或家里或私人的小教堂里并没有画像或塑像，他们认为如果在他们的教堂里有一座救世主基督的塑像，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的。对于他们同胞的教规，他们的抱怨之一是，凡不是自己宰杀的动物就不准吃他们的肉，他们说要是在这次旅行中也被迫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就非饿死不可，按照他们的妻子和不幸犹太教的亲戚来看，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割包皮的办法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如果没有这条规定，别的规定并不难接受，因为他们并不反对戒吃猪肉。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大体上所得到的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的第一手材料。

现在我们十分高兴地提供一些有关基督教遗迹的证据，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我们这些欧洲朋友特别感兴趣的，这些见证有些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访者那里得到的，有些则是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一些迹象推论出来的。利玛窦神父在肯定了他那位中国硕士朋友确实是古希伯来教的教徒之后，他就决心寻找比他之前所搜集到的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的证明。在他探寻的过程中，只要他用基督教这个名称，他就无法取得确切的进展。然而，在他描述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及引用旧约中有关圣十字架的各个段落时，却终于恰好碰到了他正在苦心寻找的东西。中国人根本没有十字架这样一个东西的概念，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字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父得给他想出一个中国字来，他们选择了表示十这个数字的中国字，他写作“十”，样子也很像十字架。

或许并非不是由于天意的指引，我们同时代的一个基督徒在为十字架寻找一个中国词的时候，会恰好选中他们祖先也同样由于缺乏象征性的表示而发明出来的那个字。这两种情况所选中的字都是十字（scic—cu），意思是第十。在圣书中十字架是用T这个字母来表示的，他们的办法与之十分相近，而T似乎比这里的办法更准确一些。当谈论用这个特殊的符号表示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想起在他的家乡首府开封府和山东省商埠的临清都有一些异乡人，他们的祖先是从外国来的，遵守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说他们习惯于用手在吃的和喝的上面画一个石子，他并不知道这种礼节的意义，但他担保我们谈论的那两种习惯于这样做的人也都不知道。

这一发现似乎正好符合我们这些神父从不同来源听到的情况，他们听说在好几个地方都多少流行这画十字的习惯。据报导，在某些地区他们把这种得救的符号用墨水画在婴儿的额上保佑他们婴儿期间无灾无难，所有这些似乎也和罗杰姆·鲁弗勒斯在他关于《托勒密宇宙志》的注释中讲到中国人时所写的情况一致。

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有十字架的证据，我们或许不应该遗漏这样一件事，它也是说明有实际上存在的另外一个迹象。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神父看见一个走街串巷的古董商人卖一座铸作美丽的钟，钟顶上的雕刻表现着一座庙宇或者教堂，在它的前面则是一个十字架，四周有希腊文的铭文，他想买一下这件东西，但是没有人和卖主讲好价钱。后来他又去找这个人和钟，想把上面的字翻译出来，但他再也找不到了。

据那位犹太客人告诉我们，崇拜十字架的人所念诵的祈祷词有些和他的教书上的某些段落是相同的，显然是从那些上面摘下来的。他也许是这大卫的诗篇。他还说到这种人从前在北方各省为数很多。然而，他们文化似乎很繁盛，武装也很强大，所以天生多疑的中国人认定他们是想造反。他个人的想法是，这种疑心最初是在六十余年前由撒拉逊人引起的，撒拉逊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切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有这种不信任，他们担心官员会逮捕他们，所以他们就四散逃匿。这些人此后就自称是撒拉逊人，有些人冒充犹太人，但大多数变成了偶像崇拜者以逃避被处死刑。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也变成了偶像的庙宇。他们的教堂有一所叫十字堂，后来虽被偶象崇拜者所占据，他们自己却仍然用这个名字称呼它。自从他们逃散后，他们非常害怕，以至于他们最保密的事莫过于他们曾一度属于那个团体。

当我们的世俗兄弟被派带着以色列人所提供的几家姓名到那个地方去发现有什么基督教的迹象可以看到时，从上面讲的情况来看只能期待，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这个兄弟是中国人，因此很自然地怀疑他是官府的一名密探。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欧洲的牧师能访问这些地区，因为教会抽出不出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在那里建立住所，并消除萦绕着些人的恐惧心理。愿上帝保佑这一天将不会太遥远。

前面讨论到的三个教派，中国人都称之为野蛮教派，对它们都用一个名称，他们的信徒都叫做回回（Hoei—hoei）。这个名称可能从何而来，对我们仍是一个谜。较有学问的中国人一般都把他们划分如下：撒拉逊人叫做回回，因为他们戒吃猪肉。犹太人也是回回，因为他们不吃带有大腿神经的那部分肉。这个习惯是犹太人开始的，因为雅各就是在这个神经上被击伤的。崇拜十字架的人也被称为回回，那是因为他们不吃圆蹄动物的肉。虽然中国人、萨拉逊人和犹太人都吃马、驴和骡肉，最后一种人或许按照他们本民族特殊的习惯不吃某些肉类。中国人对这三种人还有别的名称。一般来说他们都用“回”这个字来指信奉十字架的人，尽管无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说的“回”都指的是撒拉逊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指撒拉逊人属于所有这三个教派，因为他们的信仰既得自非犹太教徒又得自于犹太人以及基督徒。除了撒拉逊人通常用来称呼一切基督教的“以赛”或者“耶稣尼”一词以外，中国古代信奉十字架的教徒还被他们称为“忒尔撒”。这个词的来源也不清楚，除了我们从一位亚美尼亚人那里听说过，在波斯的亚美尼亚人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基督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很有可能十字架的信徒源自于亚美尼亚并在不同的时期由西方进入中国。这很可能发生在鞑靼大军横扫中国的时候，看来似乎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大致同时。…………”

以上，我们不嫌累赘，引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大段章节，来见证一下“开封犹太人”的故事是怎么来开始编剧的。

到这里，从1601年开始，我们就可以把“开封犹太人”事件做成一条时间轴线，用来鉴别这段伪史中出现的各种证据。

四、证明“开封犹太人”是虚构历史的方法论

为了证明“开封犹太人”确属伪史，我们的证明思路是这样的：

• 第一，在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之后，尤其是在“康熙碑”出现的1653年之后，中国中原和北方各地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开封犹太人”的“证据”，如果我们对这些“证据”来一个一个地来进行鉴别，极不现实，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文化上的天国上朝”时代，对外来精神文化侵略缺乏基本的防备意识和防备能力，对欧洲耶稣会这帮欺世大盗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监控，在耶稣会那大帮高级间谍的操纵导演下，什么样的“证据”都有可能制造出来，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对那时的各种“证据”一一来进行考察与鉴别，是极不现实的。

• 第二，万丈高楼从地起，如果“开封犹太人”确有其事，那么，它一定会在历史长河中必须要留下数不清的各种遗迹，这些遗迹就是它曾经存在过的有力证据，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1601年以前的那些能够证明“开封犹太人”存在过的证据，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实物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证据，那么，“开封犹太人”就确属信史，我们也只有接受。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类的证据，或者是对方找到的这类“证据”根本不成立，那么，整个“开封犹太人”事件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变成了“飞来峰”，成了无法自圆其说、自我证明的虚假历史。

在古埃及、巴比伦这些完全没有文明族裔生存下来的地方，伪造虚假历史还有较大的空间，但是在中国这种历史脉络清晰、官野历史记载完备的地方，要凭空捏造出一段伪史来，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们如果证明了1601年以前的证据不存在，那么，“开封犹太人”事件便不成立，“开封犹太人”这段所谓的历史便不攻自破，完全可以定性为伪史，必须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这就是反证法。

• 第三，我们证明了“开封犹太人”事件是西方传教士心怀叵测的虚假伪作，不仅能将这段伪史从中国信史中剔除出去，还能探寻欧洲传教士们煞费苦心作伪造假的真实意图，并以此来狠狠打击目前那些千方百计把中华文明的源头置换成各种外来文明的罪恶企图，捍卫中华文明的洁净与尊严。

• 第四，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和宗教上的各种原因，五百年来，西方势力在中国已经渗透得极其深入，而现阶段又面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紧要阶段，所以，中外各种反华力量必然会使出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来败坏我们的文明，破坏我们的复兴计划，动摇我们的奋斗目标。

• 第五，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发现在1601年之前，总共就出现个四个被那帮历史发明家们称为“证据”的东西，结果，这四个所谓的“证据”都被我们一一证伪，这就是说，在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之前，“开封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存在过的证据。但是，在1601年之后，尤其是在1653年之后，各种证据就开始大量涌现，并且有些还是被当时的地方志所记录，而且越往后，从国外来参观、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从1601年开始，利玛窦等一手导演的“开封犹太人”大戏凭空出世，产生出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一帮中国人（平民、文人以及当地官员）帮他当演员，拿着耶稣会给的钱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犹太教堂，然后，面对着一帮帮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各有所需的神父、记者、商人，一遍遍说着那些传教士们教给他们的各种犹太教的词汇，一遍遍重复着那些矛盾百出的“口述历史”，然后再从这些人手里换得一点“赞助”。

比如说，1723年法国耶稣会宋君荣（Antoine Gaubil）说，他到到开封访问时，开封犹太人曾告诉他说“犹太人进入中国已有1650年了”。

就这样，利玛窦与他的后继者导演的这出叫做“开封犹太人”的惊天骗局终于迎来了它的高潮部分。

五、警惕中外反华势力为“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继续伪造证据

在“开封犹太人”这一伪史的识别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千万警惕我们内部的一些西方文明崇拜者，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所谓的“文物鉴赏专家”，其中尤其是要特别警惕中国考古队伍中的那些“慕洋犬”，他们很可能会继承利玛窦们的那些阴险思路，比如说，在开封地下某处埋下几个特殊制作的“文物”，再用某种方式去“发现”，去“挖掘”，然后振振有辞地高呼：

“开封犹太人”社区的烛台、文书、祈祷书，等等等等，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另外，西方人还有一种作假手段，那就是冒充冒充伊斯兰教徒或者别的国家的人，以他们的名义写出各种“游记”、“见闻”，把伪造的东西混杂在一些真实的资料里面，以假乱真，以此来间接地给西方人的伪作当“历史见证人”。

由于我们之前论证了古亚历山大港是完全不存在的“海市蜃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尼罗河三角洲的发育程度和古亚历山大港来作为一个试金石，检验西方那些“古籍”的真实程度。

1、比如，“世界七大奇迹”：

据说公元前140年前后，有一个住在赛达的希腊诗人安提帕特（Antipater of Sidon），他环游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列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七座宏伟的建筑和雕塑，把他们称为“世界七大奇迹”：

埃及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像、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灯塔。

别的不说，只要看见“七大奇迹”中的亚历山大灯塔，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希腊旅行家的成色。

2、《伊本·白图泰游记》：

伊本·白图泰，1304年－1377年，摩洛哥穆斯林学者，大旅行家。据说，伊本·白图泰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年）到达中国泉州，游览了泉州、广州、鄱阳、杭州等地，之后还声称自己沿着京杭大运河一直北上，去了北京，但是后代历史学家有争议，有人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中国。

据说，伊本·白图泰在广州和杭州见到了大量的犹太人，而且还说，杭州有道门就专门命名为“犹太门”。

另外，伊本·白图泰说他在亚历山大还见到亚历山大灯塔。

意味深长的是，《伊本·白图泰游记》在他回国后出版，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世纪，才被西欧的学术界重新发现，1853年到1859年，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引起极大的轰动。

嘿嘿，我就看着，我不说话。

第三节 大戏之后的落幕：“开封犹太人”的消亡

一、在1800年左右，“开封犹太人”社区逐步开始衰落消亡

严格来说，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只存在于《圣经·旧约》之中，但后来人还是根据《圣经》，给古代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编年史”。由于全世界都没有真实的资料，我们只有借助于这个“编年史”来进行论述：

• 公元前1003年，以色列王大卫（David）占领并修筑耶路撒冷城市。

• 公元前1000年，大卫（David）建以色列国，在位40年。

• 公元前970年，所罗门(Solomon)接续大卫的王位，在位40年。

• 公元前931年，以色列国家分裂成两半，一个是北方以色列国，另一个是在南方犹太国。

• 公元前722年，北方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帝国（叙利亚）。

• 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占领耶路撒冷城，犹太国亡国。

（这里需要注明一下，“弘治碑”里说，“阿无罗汉”（亚伯拉罕）创教时间相当于是在中国的“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即周孝王十年，怎么亚伯拉罕的后世第十一代孙大卫却赶到祖宗之前去建立了以色列国？

难道那个时候就开始玩“穿越”了？

其实，我们在读西方的那些历史、宗教作品的时候，一定不能有中国人的那种固有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秦”的顺序感和信史观念，因为到今天为止，西方（其中还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是真假混淆、顺序难辨，无法像中国历史这样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基本属实的大体框架，因此，西方严谨认真的史学家一般都是采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著述，即：对1500年前简单虚写带过，对1500年后才正式详细记录陈述。

比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世界通史》，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到，他见到的“开封犹太人”艾田等人，只知道自己是“一赐乐业人”（以色列人），而不知道自己后来也被叫做“犹太人”。

结合上面的“编年史”来看，“开封犹太人”的先祖最起码在公元前931年前就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因此，只知道自己叫以色列人，而不知道自己的同族后来又叫“犹太人”。

“开封犹太人”的祖宗离开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同时也再也没有接触到过自己的同族。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宗教的执着，更不妨碍他们以飞快的速度来到了周朝时期的中国。

如果来的慢了，怎么能去抢占儒家思想的源头呢？

前面“弘治碑”里提到了“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这样看来，一群以色列人拖家带口，在路上花了几十年便来到了中国。刚来中国时，“开封犹太人”不知住在哪里，一直等到公元前365或者公元前339年，他们便搬到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大梁，并在此建祠堂（“康熙碑”里说，“建祠于大梁”）。

“弘治碑”里说，“开封犹太人”是在宋朝时候来到开封的，《正德碑》里说，“开封犹太人”是在汉朝来到中国的（估计也是冲着开封来的），而“康熙碑”里说，“开封犹太人”是在周朝来到中国大梁的，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冲着开封来的，难道真是像前面所说，开封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我大开封的“KFC”（肯德基，也被戏称为“开封菜”）不禁打了个寒战。

…………

清朝后期，一个教名叫摩西的赵二蛋的“开封犹太人”在《日记》写道：

从耶路撒冷到开封，中间不知道穿越了多少个千山万水，从公元前931年到公元后1653年，时间过去了整整2584年，但所有这些苦难都不能够阻挡“开封犹太人”前往圣地的决心，都不能打断我们对主耶和华的信仰。在这两千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战火兵灾，躲过了上千次的黄河决堤，每我们在外面奔波经商之后，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中时，那七枝烛台的光芒立刻洗去了我们的满身疲惫，尊经龛里珍藏着的两千年不朽的羊皮经卷立刻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我们立刻在雕莲石盆中洗净手，抛弃了在外面被迫使用的各朝各代的中国话，立刻用希伯来语与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祈祷和抚慰起来。等到第二天安息日，族人们都到设在邻居家中的小会堂里祷告唱诵，大家相互问候“沙巴沙龙”（安息日平安），幸福地分享自己宰杀、剔除了腿筋的牛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1605年，一切终于改变了，我们这些千年游子终于迎来了自己娘家的亲人——耶稣会的传教士，迎来了自己民族的春天，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颂扬着我主耶稣——哦，不对，是我主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号。到了1653年，那就更了不得了，族里人丁兴旺，散落在别处的族人也回归聚拢开封，族人赵映乘不仅考上了进士，当了大官，还在耶稣会那帮娘家亲戚的无私帮助下，跟其他族人一起，在开封府内的剔筋胡同重又建起了一座辉煌的会堂，整理好了所有的经卷，连官史《河南通志》上都记载了我们建祠修经的光荣事迹。随后，便是难得的和平盛世，再也没有兵荒马乱，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不断还有远亲们从欧洲、美洲和中东来看望大家，他们对我们这支犹太人几千年坚持不懈的伟大精神钦佩不已，同时还多多少少能给一些银钱（只是他们太抠门了，我口干舌燥当了大半天导游，他们就只给了七个铜板，就只够买两份报纸）——

咦，不对了，怎么日子越来越好，隔壁邻居的那些族人讲希伯来语的人越来越少？怎么艾家的二妞嫁给了那家开牛菜馆的伊斯兰后生？怎么张家的老爷子在安息日那天还在街上抢我的生意？怎么列未家的男人居然每天只做两次祷告？他凭什么做掌教？拿那么多的什一奉献？不中！

…………

在1663年轰轰烈烈的重修教堂、修编十三经之后，经历了将近两百年的“康乾盛世”，赢得了巨大国际声望的“开封犹太人”族群，照理说应该不断地发展壮大，创造出新的辉煌历史出来，然而，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也就是1800年前后，坚持信仰几乎达3000之久的“开封犹太人”，居然要消亡灭绝了。

话句话说，这帮“开封犹太人”既然执着坚持了几千年，为什么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他们怎么就突然放弃信仰了？

• 1663年，开封犹太会堂正式建立，悬挂了23块匾额和17对楹联，这些都是1656—1679年各级官员先后赠送的，存有《道经》十三部、七姓牒谱，等等。其后，不仅是官史《明太宗实录》、《明外史》、《古今图书集成》《大清史录》，还有地方志《开封府志》、《祥符县志》《崇明县志》《翕欠县志》《云南通志》等，都陆续记载了建祠之人事。

• 1704年，耶稣会教士骆保禄访问开封，发现犹太会堂构建整齐，满列香炉，都是用金碧辉煌的箱匣保存着“开封犹太人”的祖宗从耶路撒冷带出来的那些羊皮纸经文，只是这些经文都是从黄河洪水的淤泥里找回来的，“字画模糊，水渍斑斓”。

• （注意，从巴勒斯坦地带出来的羊皮经卷，历经数千年，其间还在洪水泥沙下埋了若干年，挖出来居然还能读，这是什么样的羊皮？是长金羊毛的那只羊吗？）

• 1722年，耶稣会传教士孟正气绘《开封犹太会堂草图》，今见五幅，其中1幅为开封犹太会堂鸟瞰图，1幅为犹太会堂主殿内布局图，1幅为犹太人诵读《托拉》图，1幅为开封犹太会堂礼仪用 图，1幅为《托拉》经卷盒图，全部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 1841年，黄河再次决口时，开封犹太会堂被拆毁护城，之后就再也未能修复。185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香港教区史密斯遣派两位教徒邱天生和蒋荣基到开封访问，用白银400两 购走6部《五经》，他们发现开封犹太人之中已无人认识希伯来文，甚至已经快50年没有自己的掌教，认为“开封犹太人”族群已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完全丧失了对救世主弥赛亚的盼望。

• 1852年，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了一个中国犹太人救援委员会，旨在帮助开封犹太人重拾犹太教信仰，但由于委员会成立不久后，美国爆发内战，救援委员会的活动因此被迫完全停止，之后也不了了之。

• 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到开封考察中国犹太人社会的情况，看到的开封犹太清真寺已成为一片废墟，唯有一块6英尺高的石碑(“弘治碑”)立在污水池旁边。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与当地居民通婚，已无人认识希伯来文，他们正处在被回教或其他异教快速同化，其中一个犹太人甚至当了和尚，并取名本道，多数的“开封犹太人”则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融入了当地汉人和穆斯林中。

丁韪良得到两本极珍贵的希伯来文经卷的同时，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开封犹太人已成为族系中的“孤儿”，不出五十年将会被完全同化。

• 1899年12月，上海徐家汇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在开封收购到一批犹太人后裔卖出的希伯来文经卷，这些经卷引起了耶稣会援助开封犹太人的兴趣。

• 1900年5月，中国犹太人援助会在上海成立。

• 1901年，开封犹太人李金诚携子来到上海向中国犹太人援助会，介绍了开封犹太后裔社区的情况。

• 1902年3月10日，李金城又带领七名开封犹太人来到上海，中国犹太人援助会帮助他们在上海的犹太人组织中谋到职位，并希望帮助他们恢复犹太教信仰。

• 1903年，中国犹太人援助会正式开始讨论派遣传教团到开封的事宜，但传教团始终没有成行；1914年，开封犹太社区将犹太会堂的地契出售给加拿大圣公会，拉比的去世、“托拉”的流失，教堂的出售，作为犹太宗教的有形代表——神职、神文和神所都已不复存在，中国犹太人援助会看到恢复开封犹太人信仰的希望不复存在，遂停止活动。

（以上资料收集于网络）

二、“开封犹太人”衰落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我们不知道1663年到1800年的一百多年间，“开封犹太人”社区经历了什么，但是，“开封犹太人”社区从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只过了一百多年间，最后一下子就倏然衰亡消失，无论如也解释不通，而且更是疑窦丛生。

两百年来，对“开封犹太人”消亡的原因，中外学者都做过各种研究，形成了多种观点，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

第一种，“贫困艰难”说

有人认为，赵映乘那批人之后的数代“开封犹太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生活贫困，因此到最后才会被迫把会堂的经文、牒谱、房契、文物都全部卖掉，赖以为生。

窃以为，这种说法不成立。

其一，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尤其善于经商赚钱，而且这个传统历代继承，长盛不衰，所以不可能所有人都突然穷了下去，开封市有那么多个姓氏的犹太家族，即使这一家人陷入了贫困，拿不出多少供奉，但别的人家总会填补上去，再怎么也不会让族群的会堂毁败下去吧。“开封犹太人”的先人到达大宋首都时，那可是出手阔绰，千把人一来就全部扎根在大宋时候的北上广，在“胡人”普遍受打压的明朝，据利玛窦所说，艾田家族最近一次就拿出了一万多金子来修葺教堂，怎么会到了1800年左右，其后世子孙就集体败落到了以出售祖产为生的地步。

这里插入一个话题：艾田和利玛窦，谁在撒谎？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道：

“据他（艾田）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

艾田说的最近这次维修，也就是指1512年的那次维修。在“正德碑”中，并没有说到大规模建寺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像“康熙碑”中那般大书特书），只说到“立门两座，立碑亭一座”，那么，问题来了：

像这种小规模的修修补补，用得着“一万多两金子”吗？

跟据《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明朝前中期，黄金白银比为1：4或1：5，1644年前后境外白银大量流入，1两黄金约可兑换8两白银，所以，艾田修整会堂用的一万两金子，就相当于四万两或者五万两银子。

这五万两银子在当时有多大的购买力呢？

• 1、明中期时，粮价大约为每一石1.5—2两银子，明制一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54斤，就是说，万两金子可以买今天的3850—5200吨粮食。以今天东北的普通圆粒大米价格1.95元/斤计算，艾田在1512年维修犹太会堂时，总共用了相当于今天的1500—2000万元人民币；

• 2、万历年间，修一座里外都是亭台楼阁的别墅需要3000两银子，买一座门面商铺需要5000两；

• 3、买一头80斤重的猪需要1.6两，一两银子可以买1000个桔子或者600个鸡蛋。

到底是艾田在吹牛，还是利玛窦在吹牛？

其二，从1663年到1800左右，那时正好是中国封建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中原一带没有战争，除了黄河不定时决堤泛滥之外，开封并没有别的什么灾荒，那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总的来讲还是国泰民安，经济稳定发展。这个时候，正是犹太人发挥他们经商赚钱、长袖善舞的黄金岁月，他们怎么会一下子就贫困下去了呢？

其三，在“康熙碑”里出现的那些“开封犹太人”，比较显著有“李、艾、赵 、金、高”等经济条件优裕并且信仰坚定的家族，其中赵家是士大夫家族，艾家是医生世家，这些家族在一个和平环境中是相当稳定的，不大可能现整体性地大起大落，更不可能出现一泻而下的塌方式贫穷。

其四，退一步说，就算当时的整个“开封犹太人”群体遇到某种原因，集体贫穷了下去，但是在犹太人千百年的大流散期间，贫困是许多人的生活常态，贫困就根本不是让他们放弃宗教的理由。千百年来，尽管许多犹太商人与金融大鳄的阴险与贪婪让人憎恶，但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经历仍然让人动容，感动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着对自己文明的绝对忠诚和执着，如果“开封犹太人”确有其事，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能平安度过，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康乾盛世”里的暂时贫穷，就更不可能让他们彻底放弃犹太教。

因此，“贫困说”不成立。

第二种，“歧视”说

有人认为，满清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外民族矛盾逐渐尖锐，犹太人由于其宗教原因，被当地人视作外国人，所以在长期的歧视排挤中才逐渐消亡下去。

持这种观点的人估计对近代史不太了解。

“开封犹太人”衰落的时间是在1663年到1800年之间，这段时间，中国正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幻之中，怎么会对几个“犹太人”家族横加歧视？何况，在整个河南，生活着数量不小的伊斯兰教徒“回族”，他们为什么没有遭到歧视？最重要的一点，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间是在1840年，那时，“开封犹太人”已经五十年没有掌教，并且已经开始在大量出卖他们的“十三经”了。

另外，犹太人在全世界都遭到排挤追杀，而他们在中国却恰恰得到了最公平、最宽厚的待遇，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都会去帮助那些被隔离的犹太人，那么在“康乾盛世”期间，天性宽容善良的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去“歧视排挤”那些世代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左邻右舍呢？

所以说，因为“歧视排挤”而导致“开封犹太人”消亡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种，“盛世消亡”说

又有人说了，“康乾盛世”期间，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加上中国博大宽容的生活环境，“开封犹太人”又能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开封犹太人”入乡随俗，小日子过得挺爽，所以，他们成了“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开封当锡安”，逐渐淡化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另外，他们又遇到犹太教堂毁于水灾，能识希伯来文的“拉比”后继乏人，无法实行割礼仪式，以至于最后放弃了宗教，已丧失了自己的宗教文化。

诚然，这种情况据说在以色列分国时期，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普遍现象，被以西结咒骂为“淫荡的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更被耶利米诅咒为将遭受“刀剑与饥荒的审判”，但是，对于经历过北宋、金国、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开封犹太人”来说，富贵也好，贫穷也好，和平也好，动荡也好，他们经受过的苦难与幸福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那个穷矮挫的小小母国，所以说，贫穷困顿不能让他们中断信仰，国泰民安的“盛世”更不是让他们放弃宗教的原因，否则的话，在更为富裕、更为宽松自由的北宋和明朝时期，他们早就应该消亡了。

另外，在安居乐业的和平富裕时期，“开封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像“康熙碑”里所说的李、赵、艾、张、高、金、石等七姓，如赵映乘兄弟、艾应奎等人，在了解了自己宗教在世界宗教版图上的重要位置之后，他们会更加热爱自己本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传统，这就更不可能存在“盛世消亡”的可能性了。

第四种，“黄河决堤反复淹没教堂，导致教民失去信仰”说

历史上，黄河每过几年就会决堤一次，再加上战争期间用黄河水来攻击对手已是历代历朝的家常便饭，开封处于黄河之侧，而犹太教堂又处于开封城内，自然是经常深受其害。

据有关学者“统计”，说“开封犹太人”从宋孝宗兴隆元年（1163年）在开封建祠开始，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其间五百多年的时间里，那座“犹太清真寺”或者“犹太会堂”，前后经过了十次整建，其中，宋代首建，元代重修过一次，明代六次，清代三次。

试想，自己民族的一座精神殿堂，在一次又一次被黄水湮没之后，又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而起，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力量，怎么在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中，在1688年被洪水冲垮之后，就再没有人来重建了？

这是“开封犹太人”消亡的理由吗？

这同样是没有逻辑的臆测。

第五种，“中华文明同化”说

“开封犹太人”最终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个观点照样不成立。

我们不是说，中华文明同化不了犹太民族，看看历史上那多的民族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我们就知道中华文明的同化能力有多强。

我们是说，如果真的有犹太族群在宋真宗时候就进入中国定居下来，不要说等到1800年左右，估计他们在二十年以内就会被同化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最多到宋仁宗的天圣、明道年间，“开封犹太人”就会彻底抛弃了他们的那套“神文、神职和神所”，加入到《东京梦华录》中的那个像今天一样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中去，或是专门去大相国寺吃一个和尚做的红烧肉，或是去军头司看天武、捧日、龙卫、神卫的特种兵表演，或是被上元节社火队中的鲍老逗得哈哈大笑，或是在茶馆里听说书人讲《汉书》、《孟子》，或是在勾栏里被丁七圣的魔术表演惊得目瞪口呆。在那个绮丽锦绣的年代，连苏澈出使到幽州，都要被契丹官员盯着索要东坡先生的最新作品，所以，子由只得摇头叹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意思就是说：

“老大，还是你厉害！”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开封犹太人”，他们怎么可能坚持700年“金身不破”？拖到乾隆时期才来“被同化”？

综上所述，前面讲的那些都不可能是“开封犹太人”消亡的真正理由。

三、关于“开封犹太人”衰落消亡的原因猜想

既然，前面说的那些都不是“开封犹太人”走向没落衰亡的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谁也不知道。

因为利玛窦在1601年进入北京以后，“开封犹太人”便横空出世，在利玛窦和他之后的金尼阁等许多耶稣会教士操作下，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明朝末期与清朝前期的许多事情，后人永远都无法去了解真相。

这个世界上，估计还有一个地方记载着这些真相，那就是梵蒂冈。

由此，我们只能根据历史留下来的只言片语，用逻辑推理的形式，来假设和猜想“开封犹太人”在百把年的时间里“陡然出现——迅速消亡”的真实原因。

猜想的前提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原版，名字就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用基督教来征服中国，这是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金尼阁的那本书名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利玛窦以及所有耶稣会传教士的言行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猜想的第一阶段：利玛窦的谋篇布局

1、还在南京的时候，利玛窦很可能就策划好了一个在中国推广基督教教义的中长期行动计划。

在到达北京前后，利玛窦就通过他前期发展的一些教徒或者好友，如瞿太素、王忠铭、徐光启等人，在中原或者北方地区物色了一些对基督教有所了解的景教徒，或者是来自于西域的非阿拉伯人的“回回”。一方面，利玛窦用一些新奇先进的器物与知识打动他们，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尊重，一方面用犹太教的教义来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式教育，让他们误以为利玛窦自己本人就属于犹太教或者犹太教的旁枝，另外，同时再伴以金钱或者其他好处，于是，便诱惑拉拢了这些人加入了利玛窦自己一手捏造出来的“开封犹太人”社区。

在这些中国人看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就类似于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之间的那种关系，教义上虽有差别，但都是同一个耶和华下面的连理同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不同戴天的宗教宿敌。天性包容善良的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一神教体系内不同教派之间的那种血海深仇。

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不断地向这些“犹太弟子”灌输犹太教的教义、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等，硬生生地培养出了第一批“开封犹太人”——比如像艾田之类的。

2、利玛窦及其后继者培养出的第一批“犹太教信徒”中的骨干分子，从一开始起就认为自己加入的就是“犹太教”，这些人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好处，还亲眼看到了传教士们与官府的良好关系（比如汤若望在朝廷当官，金尼阁1623年就在开封开堂传教），有钱有势，以为自己傍上了一颗大树，大树下面好乘凉，于是便狂热地沉浸其中，像搞传销一样积极地动员身边的各种人群加入，因此，加入“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人越来越多，估计甚至很多人都是以家族形式参加进来的。

3、明末的天下大乱和明清之间的王朝交替，推迟了利玛窦等人的行动计划，但同时又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处和机会，那就是战争消灭了许多的人、家庭和事物，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地造假作伪，放心大胆，肆无忌惮，而且死无对证。于是，像“弘治碑”、“正德碑”、“十三经”等那样的东西，就是在请朝初年假造出来的。

猜想的第二阶段：犹太教堂正式建成，卷轴形式的《摩西五经》正式亮相

1、经过了六十来年的精心准备，康熙二年（1663年），在耶稣会的筹划运作、教导操作和大量资助下，以赵、王等七个家族为首“捐建”的开封犹太教堂终于“重建”起来了，这是开封的第一座真正的犹太教堂，各级官员送匾捧场，场面轰轰烈烈的搞得很隆重，影响面非常大，许多官史和地方志都记载了这些人和事。

当然，“康熙碑”的碑文就顺理成章地惊艳亮相，正式向儒家的道统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人可能是习惯了自南北朝以来佛教诋毁儒家的各种歪理邪说，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数千年未有的文化战争早已来临。

从某种程度来说，“康熙碑”是西方殖民者向中国文化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中的响亮枪声。当然，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南京教案”比这个要更早一些，而且更赤裸，那一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为保护中华文明点燃了抗击基督教入侵的第一道烽火。

2、意大利耶稣会耗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和无数心血，终于在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开封建起了第一座犹太教堂，培训出了一大批“开封犹太人”，而更重要的是，伪造出了一批包含《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推销舞台，于是，便在1663年之后的一百年间，不断地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广为宣传，吸引来各式各样的参观者来做考察和见证，利用全世界对中国历史的信任与崇拜，证明了“开封犹太人”的教堂、教徒、教经的真实可靠，绝无虚假。

3、“开封犹太人”的信史建立起来了，由此，以《摩西五经》为核心的十三经自然就成了真实可靠的珍贵文物，于是，意大利耶稣会的这些劳苦功高的传教士们，终于抱着他们的累累硕果，回到欧洲，回到梵蒂冈去，为意大利僧团在与欧洲其他教派的激烈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猜想的第三阶段：中国开封的黄河泥沙之下挖出来的《摩西五经》去了哪里？

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开封版《摩西五经》”出土的路线图：

• 第一，耶稣会首先凭空捏造出一个“开封犹太人”族群；

• 第二，耶稣会花六十年的心血建立起第一座开封犹太教堂；

• 第三，这座犹太教堂里供奉着十三部卷轴形式的羊皮经书，其中就包括《摩西五经》，这些经书是“开封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黄河洪水中的泥沙底下挖回来的。

简单来说，耶稣会搞出一个“开封犹太人”，就是为了建一座“犹太会堂”，建一座“犹太会堂”，就是为了见证那一批“十三部经”，尤其是羊皮卷轴的《摩西五经》。

那么，我们的怀疑就更深了一层。

以利玛窦、金尼阁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花上百年的时间，花那么大的心血，搞出一批羊皮卷的“十三部经”来干什么？

难道他们在欧洲没有这些经书吗？

A、如果有的话，欧洲传教士何必如此煞费苦心，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华文明改姓换种，他们直接把欧洲的《摩西五经》拿到中国去传教、推广不就行了，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当然，你可以说，传教士们故意把《摩西五经》等从黄河洪水下挖出来，搞得神神秘秘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从朝廷到民间，都认为这是第二次“河洛出书”，然后顶礼膜拜，到达宣传基督教的目的。但是，从黄河泥沙底下挖出来的那些东东，用的是中国人从来不用的羊皮，写的都是中国人都不认识的希伯来文字，这就意味着这是“开封犹太人”的祖先从他们的耶路撒冷老家带过来的，跟中国人没有毛关系，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上掀不起多大波澜。

由此可见，利玛窦和金尼阁们伪造出《摩西五经》等卷轴经文来，并不是给中国人准备的。

B、那么，这些经书给谁准备的呢？

是给这些传教士们的的欧洲同行准备的，这也就是说，利玛窦和金尼阁们在中国开封伪造出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就是要借用中国信史的声誉来背书，保证其绝对“真实可靠”，然后如获至宝都抱着回到欧洲，展示给他们的欧洲各个教派的同行看，以期在各种各国主教的争论、争夺中占据上风。

这就说明了，欧洲原来根本没有这些经书。而等到传教士们从中国抱回去以后，他们就有了，于是，这世界开始“就有了光”。

C、金尼阁们把这批经书从中国抱回去干什么？

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艾田）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

这是不是说，这批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开封、来自于“开封犹太人”的那座犹太会堂、来自于从黄河泥沙下挖出来的那批“字画模糊，水渍斑斓”的“羊皮经卷”，最后，就变成了《圣经·旧约》正式版本的开头部分？

同时，这也就是说，意大利耶稣会的那批具有伟大想象力和坚毅不凡行动力的传教士，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经过几十年到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借助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和证明作用，瞒天过海，借鸡下蛋，最后，终于成功地伪造出来了《摩西五经》甚至是“十三部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整部《圣经·旧约》的框架和基础。

而这部《圣经》，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那部圣神堂皇的《BIBLE》。

D、这真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由此，我们明白了许多问题：

• 1、整个中世纪，欧洲教廷不允许教徒直接读《圣经》，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完整成型的《圣经》版本。

• 2、“康熙碑”碑文里明确说到了阿耽就是“盘古”，阿耽后面还有“女娲”，这是不是说明，《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就是从中国的“盘古”仿学过去的，造方舟的那个诺亚也是从中国的“女娲”仿学过去的？了《创世纪》里的开天辟地就来自于中国的早期神话？

猜想的第四阶段：“开封犹太人”不可避免的“被同化”

1、意大利耶稣会在中国的巨大成功让欧洲别的国家的耶稣会看得眼睛滴血，于是，他们纷至沓来，竞相高价向“开封犹太人”购买那些“原始而宝贵”的宗教经文，看到这一幕，他们的意大利同行却在一旁忍不住偷偷发笑。

2、1663年以后的一百年间，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任务业已基本完成，原来，他们来中国是为了从事文化科技盗窃和伪造“十三部经”，而之后，他们的任务已经变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刺探收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不再需要继续给那出叫做“犹太印象”的大戏当导演和赞助商，那帮“开封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意大利耶稣会老的一批传教士在任务圆满完成之后回到欧洲，而新来的传教士则另有任务，因此便慢慢退出了“开封犹太人”的各种事宜，不再过问，也不再给钱。

传教士们过河拆桥，“开封犹太人”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

这些“开封犹太人”不知道，在欧洲，基督徒本来就把犹太人当成不同戴天的仇人，世世代代发誓要“让他们的血流到他们身上”，几百年间，基督徒把犹太人钉上十字架、绑上火刑柱、隔离拘禁、剥夺驱赶，那都是家常便饭，只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任务才让这些传教士把这些所谓的“犹太人”暂时当成了亲戚，假惺惺地关心爱护、教育诱导和保护资助他们。可那些被冒牌的“开封犹太人”，哪里知道这其中有那么多的机关陷阱，只是感到他们被冷落、被抛弃，真正成了“迷途的羔羊”。

尽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许多教会不知所以，不停地有人来开封犹太教堂考察、见证，并且再顺便“搞”两本经卷回去，同时也有一些别的真正的犹太组织也曾伸出过帮助之手，但是，这帮原本就是冲着财物和权势而入教的乌合之众，他们终于发现，当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比不当“犹太人”要吃亏得多，因此他们很快便对“开封犹太人”这个身份失去了兴趣。

在现实生活中，世袭当掌教（即拉比）的人要受到许多限制，要为宗教团队做出很大的牺牲，所以这个苦差事到1800左右就再没有人愿意干了。而当普通的犹太教徒也没有多大的好处，别的不说，就凭“安息日不准工作”这一点，在以勤劳努力作为道德标准的中国社会中，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另外，成年男子每天要聚在一起祷告三次，不能吃猪肉，要想吃牛羊肉还不能去集市上买，只能自己去宰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要交十分之一给掌教，这一切教条都变成了自我约束、自我禁锢的紧箍咒，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十分不方便甚至很艰难。

这些原本就习惯于世俗生活的普通人，因为想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而一下子被清规教律约束了起来，必定是十二分的不习惯，在面对海内外不停地来参观、访问、捐助的一拨拨洋人的时候，在传教士的教导、引领、哄骗、胁迫之下，他们还能勉强管住自己，配合传教士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唱了一出又一出的连台好戏。但是，当传教士们任务完成，闪身而去之后，“开封犹太人”这个草台班子，没有了班主，没有了观众，也就再没有了收入，所以，当赵映乘这批积极分子故去之后，其后继者便一个个重又回到了自己的世俗生活之中，上辈人留下来的那些玩意儿，能卖几文是几文，要是偶尔遇到有海外来的参观者，顺便要点赞助也就当是“捡洋落儿”。

也许“捡洋落儿”这个词，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吧。

3、1840年以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各地民众与外国传教士及教民之间的冲突也日渐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封犹太人”更是成了一个虚幻的招牌，卖掉一切之后大家作鸟兽散，就成了这个群体的必然结局。

综上所述，“开封犹太人”就这样“被同化”了。

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四、在新时代的文化战争中，“开封犹太人”伪史重又借尸还魂

满清末年到民国期间，一批热爱中华文明却又自卑感深重的中国文人学者，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沉溺在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中，搜肠刮肚，翻箱倒箧，到历史的各个角落里去搜寻“开封犹太人”存在的各种证据，因为他们的民族与文化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上：

• 1、犹太人是一个很伟大、很成功的民族；

• 2、犹太民族在全世界别的地方都从来没有被同化过；

• 3、中华文明彻底“同化”了一支犹太人；

• 4、所以，中华文明比犹太文明更伟大。

基于这样的逻辑，像陈垣、潘公旦等人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为了证明“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是实实在在的信史，完全违背了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起码逻辑，在1663年前“开封犹太人”有效证据为零的情况下，罗列出1663年以后的大量资料，由此证明1663年前的“开封犹太人”确有其事，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爱国，是在保护中华文明，殊不知这却是无意中在帮中外敌人当了“文化帮凶”。

二十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的重新开放，“犹太人”这个含金量极大的三个字，重又开始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勾起了本已尘封的往事，于是，“开封犹太人”又渐渐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在许多不知来源的资金支持下，“开封犹太人”成了许多中国大学、科研院所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然而，这一次“开封犹太人”伪史的再度炒热，重点便不只在于有一波人想在开封重建“犹太社区”，并以此跟国外的犹太阔佬拉上亲戚关系，而是这段伪史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文化战争的意味。二三十年间，中外的别有用心者勾结起来，以“开封犹太人”作为武器，不断地抹黑、贬低、践踏中华文明，其中，把犹太文明变成中华文明源头的喧嚷声浪更是日益变得甚嚣尘上。

今天打开网络，随便就可以看到许多不值得一驳却煞有介事的胡说八道：

1、犹太人助中国造“交子”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2009/321946.html

2、北京话与古希伯来语，来自远古的对话？

https://www.meipian.cn/6i5t87t

3、学者苏三：三星堆源自犹太文明，中国人祖先是古犹太人_约瑟

http://www.sohu.com/a/330556947_120009217

4、犹太文明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新曙光_网易读书

http://book.163.com/11/0914/15/7DU0LOQU00923P3U.html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过去，作者本人也被犹太人的悲惨而不屈的遭遇感动得一塌糊涂，也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感到自豪不已，然而十来天前，本人重新再来审视“开封犹太人”问题，终于才发现，这原来又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清醒过来，我们就要大声疾呼：

保护好我们的文明，千万不要让别人把它夺走了！

第四节 更大的猜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隐秘斗争

一、本人探究各种宗教的不精彩经历

本人书呆子气较重，除了见花落泪，恨鸟惊心之外，也喜欢了解各种各样的宗教，加之人缘比较好，因此遇到过各种信教的朋友来动员入教，有信新教的兄弟会，有喜欢拿着《易经》炒股的道教哥们，有信佛教的，有信喇嘛教的，有信“克瑞希那”（Krishna）的，前两年居然还有从海外回来的女同学来动员加入某轮的。前几个月，还在与两个朋友热烈讨论云南某个少数民族的放蛊神功，希望破解以后能够用到哪个富婆身上，让她发疯一样的爱上自己，以后就免去了终身的劳苦。

本人亲自去观摩过韩国、台湾传教士们传教的工作，有一次差点把命丢在大凉山的悬崖绝壁之间。不过那次大难不死，老天给了我巨大的补偿，在从西昌回昆明的火车卧铺上，半夜里醒来，听到对面有两个美女在用地道的成都话喁喁私语，第一次觉得成都美女低声讲话真的堪比吴侬软语，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里，讲几个本人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饭局上，有人问最近在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正在研究佛教，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另外有人一掌拍在饭桌上，大声赞道：“好项目！”原来，正有人找他投资修建寺庙。吃饭间，那人又说，有家公司把鸡足山的高僧请来给二十八辆奥迪车开光，然后每辆车涨价一万八，本人那时嘴巴很刻薄（估计死后必下拔舌地狱），立刻来了句：“怪不得，网传昨晚某公去大理找小姐，结果价钱翻了一倍，都说是刚开过光。”也是话音未落，旁边一人喷出饭来，害得做东的朋友叫服务员换了好几盘菜。

又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开始没有说明，等去了成都土龙路上那边的一处所在，才知道有一百多个人来朝见一位甘孜来的活佛。那次场面上非常尴尬，本人有自己的原则，这一生只会向父母、孔子、老子和东坡先生磕头，不愿意去被摸顶、去磕长头，现场所有人只有我独自一人呆在一边，搞得带我去的朋友很有些下不来台，不停地向别人为我开脱，搞得大家非常难堪。但是我那个朋友对我很宽厚，也不在意，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十分亏欠于他。

（不过那次本人也有不小的收获，亲耳听到了歼20发动机测试车间的长久轰鸣声，终于懂得了歼20与歼10B在发动机上的根本区别。）

在与那些宗教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太大。

十几年前，本人有一次应邀去参加基督教兄弟会的圣诞团契，餐会上，有一个年轻的中国教徒作了一次见证，他对着一百多个信教和未信教的中国人，发自肺腑地痛陈过去没有找到“主”是如何的痛苦和愚昧，最后，他总结说：

“以前我自认为我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可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龙是什么？龙其实就是蛇，蛇是什么？《圣经》上说，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龙的传人其实就是撒旦的子孙。我不愿做魔鬼的子孙，我要作主的儿女！……”

那次，本人头脑嗡嗡作响，愤然中途离去，以至于从那以后，就对基督教充满了警惕。

其实这半辈子，本人始终记得东坡先生的那两句话：

“吾生不恶，料必不坠。”

“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二、世俗中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一神教教徒的精神世界

在几千年来都是世俗社会的中国，无论古今中国人，都实在难以深刻理解“一神教”体系下，一般人精神世界深处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

中国人当中不乏各种教徒，但是，这些教徒当中最起码有大半以上都不具备真正的宗教徒精神。

信佛教的，绝大多数只是烧香了愿的香客，我捐了钱，菩萨你就得保佑我，否则这座庙的菩萨就不灵验，对不起，拜拜吧菩萨，我去找下一家了。信道教的，则多数是为了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等哪天摸到身上什么地方有了个硬块，对不起，赶紧飞奔医院，菩提老祖也好、太乙真人也好，都不如外科王主任的那把手术刀靠谱。

至于信基督的，则多是凑个热闹，赶个时髦，唠个嗑、解个闷，散个心，吃顿饭，领个包，也没几个真正沉迷进去的。而且就算当时沉迷进去，但发现没多大好处，很快又撤退了出来。

实际上，中国人自小就被培养出了一种完整的世俗道德，这个体系健全的世俗道德体系支撑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哪怕有的人最终触犯刑律，但其犯罪的自我辩护理由也是基于这些世俗道德，而不会因为宗教理由。

比如说，张扣扣杀人，理由就是为母复仇。

白银市的连环杀人案，凶手自述其最初的犯罪动机，也是因为“被女人抛弃，感觉被歧视”。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莫名其妙的宗教仇杀，没人见过和尚在街上砍了道士，然后指着道士的尸体大骂：你居然不念“阿弥陀佛”！

也从来没见过道士在街上没来由砍了回教徒，然后指着尸体大骂：你丫竟然敢吃牛肉！

但是在一神教社会，他们觉得就根本不可思议，连非洲的黑人兄弟都会觉得无法理解：

你们中国人居然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们没有道德，没有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是无法无天的魔鬼。

因为在一神教社会里，只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道德，而没有宗教道德以外的世俗道德。

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旧约》里有那么多祭师、拉比会恶毒地诅咒那个“不再信神”的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因为在一神教社会里，一旦失去了信仰，社会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地狱，就成了索多玛和蛾摩拉，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然而，对一神教的宗教道德观，中国人却并不认同。

中国不信宗教，自然没有宗教道德，但是，以 “仁”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世俗道德，以更高的境界和更辽阔的胸怀，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华夏文明的范围内，中国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在在华夏文明之外的那些人，圣人们则要求“为政者”可以通过教化、通过修德政等等，来做到“来远附迩”，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所以，在中国的世俗道德框架内，人只有接受不接受文明教化的“华夷”的区别，而没有种族、民族的区别。

有人说了，中国古代把天下区分为“华夏”、“夷狄”，这本身就是一种妄自尊大与排他性歧视。

不可否认，在古代、近代甚至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部落的文明发展程度是先后不一的，成熟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抱着轻视、歧视、蔑视的态度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是，这些成熟的“文明体”是怎样来对待那些落后的“文明体”的。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进入西周以后，中华文明就开始展现出了极高的人性光辉，在文化科技遥遥领先于周边民族的优势条件下，除了一些特殊原因之外，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中央政权对境内外落后弱小民族的灭绝性的大屠杀。新中国建国后不久，解放军去把云南原始丛林里的“苦聪人”、“莽人”接出来，2021年之前，中国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战，在过去人迹罕至的峻岭峡谷间建桥、拉电线，在边陲盲肠地带建起一座设施完备的现代化中学、医院、社区，甚至远去非洲“授人以渔”，这种天下大同的伟大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这种“仁义”内核的发扬与升华。

可我们来反观一神教社会，其尸山血海的历史就让我们掩目塞耳，根本无法去一一直视。

一神教社会里，由于没有世俗道德，宗教道德只对同样信仰的人起作用，换句话说，宗教道德只能约束教徒之间的行为，而在宗教以外，就在也不存在道德、公德、甚至人类之间起码的怜悯与同情，所以，一神教的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大掠夺、大屠杀、大灭绝。

在一神教的观念里，对待异教徒，一切“恶”都符合他们自己的宗教道德。

这些年，有很多中国人对欧洲的许多教堂很是神往，不断前去参观，但是，他们在很多教堂里看到了无数的堆在一起的累累白骨，惊讶不已。据介绍，这都是当杰出教徒们的伟大功绩——带回来那么多异教徒的头颅。

再想想中国那无数的文庙、寺院、道观里，供着的慈眉祥目的圣人、佛祖、观音、天师、道君，我们凭什么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凭什么没有“夷夏之别”？凭什么不自尊自爱？凭什么不誓死保护我们的文明？

三、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导弹在晴空中留下道道白烟；

炸弹爆炸后的满街血肉；

幼儿尸体漂浮在海面上；

卖做奴隶的少女的哭嚎；

被粉碎机打成肉酱的几百名儿童；

巴黎圣母院的冲天大火。

这就是犹太教、伊斯兰剑和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四、“弘治碑”证明，《圣经》官方版本最起码在1663年左右都未最后成型

有许多神棍一天到晚吹嘘，《圣经》从撰写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改动过一个字，但实际上，《圣经》在成型过程中做过许多次的增删修改，有些经文被天主教删除，但却又被东正教收录。

美国《圣经学者》巴特·埃尔曼指出：“我越是研究《圣经》的抄本传统，就越理解到这些经文在传抄者手上那几年，是如何被彻底改动过，抄写者不但保存了经文，也更动了经文。当然，现存抄本中所发现的数十万种经文修改，如果说这些经文更动对于经文意义或可导致的神学结论完全没有实质关联，那就错了。”

据说，欧洲在1456年就形成了《古腾堡圣经》古腾堡标准印本，印数为180本，直接印在精美的羊皮纸和纸张上，这个版本在18世纪才发现，而十八世纪正是欧洲人历史发明家们造假的高峰期。

（此段材料借引自董并生老师的内部交流，未经同意使用，在此致歉。）

《圣经》经文内容的变化，在“弘治碑”中也可见一斑。

“弘治碑”中说，亚伯拉罕创教的时间是在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也就是周孝王十年；又说摩西接替掌教的时间是周朝613年，而周朝613年则是公元前433年，这一年为周考王八年，或晋幽公元年，或楚惠王五十六年，离孔子去世已经过去了46年。

就算我们把《旧约》当做历史，按照《创世纪》的描述，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亚伯兰从乌尔迁徙到了迦南地的别是巴。亚伯兰的这次迁徙乃是受上帝指使的，一般认为，这一年就是犹太教的创立时间。同样，在《出埃及记》里面，大约是公元前1290年，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越红海，到达西乃旷野。

为什么差别会有那么大？

这说明，直到“康熙碑”面世的1663年左右，梵蒂冈教廷最起码对《摩西五经》的官方文本都还没有正式定型。

另外，到十八世纪，欧洲的的宗教礼仪和宗教规范又是个什么水平呢？

这里，再次借用一下董并生老师所介绍的伏尔泰《风俗论》中的滑稽一幕：

“人只是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想要到要锦上添花，然而这种基本需要当时几乎在整个欧洲还都很匮乏，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伦巴地北部，人们知道些什么呢？

在不少教堂，一直在庆祝驴子节、愚人节和疯人节，人们把一匹驴牵到祭台前，唱赞美歌，开头的迭句是这样的：

阿门，阿门，驴；

艾，艾，艾，驴老爷；

艾，艾，艾，驴老爷；

迪康吉及其后继者都是最严谨的编纂者，从在一本500年前的手稿中援引过来的这样几句对驴子的赞美歌：

哎，驴老爷，歌唱吧！

美丽的嘴，不高兴吧！

你将得到足够的干草！

一个年轻的女人扮演上帝的母亲，骑着这头驴到埃及去，她怀抱着一个小孩儿，身后跟着一长串的人，在弥撒结束时，神甫不是说弥撒礼毕，而是用最大力气学驴叫三声，参加弥撒的人都以同样的叫声来回答。”

五、关于“一神教”三大教派来龙去脉的大猜想

第一、直到15—17世纪“的后摩尔时代”，欧洲继续面临伊斯兰教的巨大压力，急需一种全新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来整合欧洲，用以对付那些“野蛮的撒拉逊人”

从七世纪开始，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人被伊斯兰世界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时，尽管西班牙人把摩尔人赶出了比利牛斯半岛，但欧洲在总体上还是落后于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从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方向，仍旧对欧洲形成巨大的压力。欧洲人认为，要抗拒和压倒伊斯兰教，就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效仿伊斯兰教，用基督教把散得不能再散的欧洲统一起来（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光是德意志就分裂成1789个封建邦国和自由市），把“上帝选民”的桂冠抢过来戴在自己头上，给自己的子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样才能用基督教世界来战胜伊斯兰世界。

由此，以梵蒂冈教廷牵头，欧洲人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公会议”，但是各个教派（天主教各派、东正教、路德宗、加尔文宗等等）仍然是吵得不亦乐乎，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当时，各国教会之间在斗，教会与国王、贵族在斗，新兴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也在向神权、王权和贵族索要政治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自己的理论体系都十分混乱，《圣经》基本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杂乱无章，完全没有成型。

反观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核心的教义体系基本完整，并且从612年就开始到处用“剑与火”推广传教，教徒众多，地盘广大，所以欧洲人吵了半天，始终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

经过无数次争论，欧洲教会认为，要用基督教打败伊斯兰教，就必须尽快编辑出一本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圣经》版本，这样才能让欧洲教徒们的思想首先统一起来。

欧洲各个教会的这种心态，在许多传教士的著作中都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出来。

比如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我们就会发现利玛窦对中华文明充满了惊叹与贪欲，而对“撒拉逊人”（及伊斯兰教徒）则始终充满了刻骨仇恨。

第二、在创立了伊斯兰教的黎凡特地区，还能不能再创立一个新的“更古老的宗教”，从而对伊斯兰教进行釜底抽薪？

伊斯兰教是在七世纪初由默罕默德创立起来的，所以，基督教要想夺取“以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一神教“上帝选民”的桂冠，就必须要搞出一个比七世纪更早的《圣经》版本出来，这样才能釜底抽薪，抢占到《古兰经》的上游去，也才有理由说《古兰经》窃取了《圣经》，占领了圣地，咱们才有理由去杀人放火。

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个“更早”的《圣经》版本呢？

梵蒂冈教士们的眼光投向了那个被称为“黎凡特”的广大地区。

百度娘娘说，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

在七世纪之前，黎凡特这一片地区民族十分众多，原始宗教文化极其灿烂而复杂，根据何新先生的观点，所谓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及许多后来出现的“人造历史”（如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等等），都是从这一片地区吸收、借鉴或者直接盗窃过去的。

第三、于是，“古犹太教”应运而生

3、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黎凡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原始宗教与多神崇拜，其中，聂斯托利教、摩尼教、祆教就被唐朝成为波斯的“三夷教”，并且，当时还存在着据说是东正教一支的“雅各派”。

最起码在七世纪之前，黎凡特地区生活着一个以经商为生的犹太民族（他们来自哪里没人知道），估计他们有过一些原始宗教，但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后来，他们宗教被伊斯兰教吸收了一部分内容，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后，他们的族群便被赶到了世界各地，变成了跟吉普赛人一样的没有国家的民族。

另外，估计犹太人宗教也被欧洲人学去了一部分内容，欧洲人再结合别的东西，创立了早期的基督教，但那时的欧洲还处在蒙昧状态，文化原始，经济落后，抡砖头根本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所以，他们只得编造出“亚历山大大帝以三万人打爆波斯人”的神话故事来鼓舞自己。

要特别说明一下，上面所说的犹太人，并不是《旧约》里虚构那个“古犹太人”，但梵蒂冈在虚构的时候，估计也会在保证情节顺畅的前提下，尽量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文化上的继承关系。

据认为，七世纪初的时候，默罕默德就是融合了中东地区各派宗教的部分教义，最后创立出了伊斯兰教，估计其中就包含一部分犹太人自己的教义。

既然，伊斯兰教都是在黎凡特地区创立出来的，那么，梵蒂冈教廷和实力强大的西班牙教会配合起来，能不能在这个地区也创立出一个新的“古老宗教”出来呢？

于是，像吉卜赛人一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的那些犹太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祖先“以色列人”和“古犹太教”，就在欧洲某个神秘的修道院里，诞生出来了。

其实，现在有许多犹太人是不认同《旧约》里的那些“以色列人”的。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年轻时候就是一位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但他对犹太人的来源认识却跟《旧约》所述完全不同，他认为，世界上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属于东欧而不是来自于迦南地。同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中也认为，犹太民族是被《圣经》故事所“发明出来的”（invention）。

过去，犹太人自己的经典是口耳相传、成熟很晚的商业宝典《塔木德经》，照很多犹太人看来，《旧约》里的古犹太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古兰经》憎恨他们、驱逐他们，是因为当时生活在黎凡特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商业竞争对手，而后来的欧洲人迫害他们，则是因为想抢他们的金币，到后来欧洲人才把这种抢劫辩解为“替耶稣复仇”。

第四、“古犹太教”最早的经书从哪里来？

梵蒂冈对黎凡特地区的那些宗教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十七世纪30年代，金尼阁和汤若望就住在中国西安，负责收集了解“聂斯托利教”（中国称为景教）的各种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估计是在十七世纪上叶和中叶，梵蒂冈终于借用“古犹太教”的名义，精心设计出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古犹太教”教义，这个教义涵盖了当时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将“古犹太教”的存在时间提前到了公元前一千多年前，让人一看就知道伊斯兰教是从“犹太教”那里“剽窃”过去的，并且巧妙地将现有的基督教教义有机衔接起来，也让人一看就知道，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正宗延续。

于是乎，“古犹太教”就顺理成章地占领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源泉，从而也就占领了一神教的最高制高点。

于是乎，“上帝选民”的桂冠就这样戴在了欧洲人的头上。

但这里就出来了一个问题：“古犹太教”教义体系建立起来了，像经书这样的证明材料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经书，凭什么让人信服？经书肯定是要造假的，这本来是耶稣会的拿手好戏，但是，如果造出来的经书没有权威性，不能让人信服，那你不要说去骗那些撒拉逊人，连自己的欧洲同行都骗不过去。

于是，梵蒂冈把战略眼光投向了当时处于世界顶峰的中国明朝。以中国文化在当时的鼎盛地位，假如经书来自于中国，那所有欧洲人就没办法怀疑和否认了，尤其是当时欧洲人无限崇拜的孔子的弟子穀俶，还亲自提到过犹太人与《五经》的事情。

现在，我们再来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中的这段话，是不是什么都清楚了？

“虢：为什么又有许多民族根本就不信奉这种学说呢？您知道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注：犹太十族在崩溃后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伏尔泰注），他们从前居住在石地阿拉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来不相信有不死的灵魂：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我读过经典的译本；他们的法律当然跟其他各民族法律相似，命令他们孝敬父母，不可盗窃，不可说谎，不通奸，不杀人；但是这些法律却没有对他们谈到来世的赏罚。”

于是，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大批西班牙、意大利的传教士经由东南亚，来到了中国，于是，“开封犹太人”的传奇历史横空出世，于是，传教士们手里，就抱着了从黄河洪水的泥沙底下挖出来的《摩西五经》和其他经书。于是，他们大功告成回到梵蒂冈，于是，《圣经》的版本最后终于定型。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那十三部经书是从泥沙里挖出来的，这是为了增加经书来源的传奇性，但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对这些经书鉴别真伪。

在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开封犹太人”是基督教《圣经》成型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第五、把“古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的重要桥梁——耶稣

有人要问了，就算我们以上猜测都正确，但是“古犹太教”搞出来之后，怎么又能跟基督教挂上钩呢？

不要着急，这么简单的问题，梵蒂冈早就考虑好了，并且准备好了一个能够把“古犹太教”自然过渡到“基督教”的关键人物。

耶稣。

耶稣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

• 第一，他必须是“古犹太教”的先知，有资格代表“古犹太教”；

• 第二，耶稣又不能只是犹太先知，他还必须要批判、背叛犹太教，然后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创立了新的“基督教”，耶稣为“古犹太教”而死去，又为基督教而复活。

如此一来，一神教三大宗教之间的关系脉络就很清晰了：

• A、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旨意，带领犹太人从吾尔搬到了约旦河西岸迦南地的别是巴，自此创立了犹太教；

• B、犹太人去了到伟大的古埃及，发展成几百万人的犹太族群，在摩西带领下，回到了耶路撒冷，创立了《摩西五经》，其后世子孙立国，然后灭国；

• C、在公元后不久，犹太先知耶稣背叛了犹太教，和弟子们一起创立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教徒才是上帝耶和华最宠爱的子民；

• D、另外，犹大国灭国之后，有一部分犹太人进入了阿拉伯地区，把犹太教理论也带了过去，这些理论在一千年以后被默罕默德所“窃取”，变成伊斯兰教；

• E、借助于从中国搞回来的《摩西五经》和其他经书，基督教终于从阿拉伯人手中抢回了“上帝选民”的桂冠。凑巧的是，欧洲的运气果然来了，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凭着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他们果然翻过身来，肢解了奥斯曼帝国，把整个伊斯兰世界打得再也没有了脾气。伊斯兰教打架打不过，吵架也吵不过，造假也造不过，最后，也只得默认“上帝选民”的桂冠归了欧洲人。

• F、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伪造“古犹太教”的副作用来了，欧洲人巧借犹太教的名义伪造经书，让“古犹太教”的成功上市，树立了基督教在一神教中的正统地位，那么，犹太人怎么办呢？

锱铢必较的犹太人，自然就认为自己手持了一大票原始股，向欧洲人要求分红，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欧洲人“夺取”了他们的宗教，并不意味着要感谢他们，相反，他们借口如今的犹太人背负着耶稣的血，所以要把耶稣的同胞们斩尽杀绝。

对此，犹太人也毫无办法，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于是，他们就只好拿着欧洲人编造的《旧约》做依据，去要求阿拉伯人归还他们的“祖宗”的土地，由此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此，欧洲人开始并不支持，但后来，中东发现了石油，欧洲人觉得用犹太人来对付伊斯兰世界也是个好办法，由此，双方在做这个利益层面上形成了苟合，由此，犹太人就变成了西方人的打手，专门来收拾那些一盘散沙的伊斯兰教徒们。

六、最终结论：不管编写得再精彩，“开封犹太人”就是一段彻彻底底的伪史

五百年来在中国激起巨大波澜的“开封犹太人”这个迷局，以上猜测可能就是就是最真实的谜底。

虽然，从中国开封挖出来的那些经书到底是什么内容永远不可能有中国人知道，那十三部经书拿回欧洲去又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也无从知晓，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开封犹太人”这段传奇故事的最后判断：

“开封犹太人”就是一段彻彻底底的伪史，一出耍弄了中国人五百年的历史丑剧，应该从中华信史上剥离出去了。

全文完

2019年9月29日——201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