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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西曆2016-09-21

上一文讲到中国史的趋势。眼观整个趋势，似乎总向团结统一融合的方向运行，大一统的思维和意识，按照历史看来，是秦始皇给的。实际上秦始皇是之前时代推动的必然产物，七国混战不断，要结束混战，只有出一位乾坤巨匠来结束混战。前面我们谈到，人的本性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故而要结束混战的乾坤巨匠是不可能靠德行或教化或是兼爱就能成功的。那么乾坤巨匠要走的路子必然是霸权、集权，换言之，用法家、靠兵家。兼并六国的战争势必残酷，会导致很多无辜的国人百姓失去家园甚至丧命。也就回到我之前说到的话题，当一场能波及天下大事件出现时，天下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不管他愿意或是不愿意。

换言之，我们站在大趋势下得眼光来看待这段历史，秦始皇只不过是趋势推动下的人物，换着谁来做这个乾坤巨匠都会这么做。那么对于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评价，自然就有了定论。回到前天文章里我讲过的，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在面对一段事物或是人物时，理应有一个公正的评论，而实际上没有呢，以至于一个人物、一段历史，后人的评说总是没有一个共识，也就导致很多是非黑白国人分不清，被陷入局部历史的学者也被表象蒙住了眼睛，同样失去了是非黑白。这都是因为没有对历史正确的解读，也没有看到趋势的变和历史的史统的化的缘故。

所以，研究历史，切不可站在某一家学说的主张作为标准就来判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果是这样，那无论是诽还是誉，对于历史事件本身和其主人公都是不公平的。

读到这里，诸君应该明白，无论哪家思想占据了你脑袋，但在研究历史时，势必要放空脑袋，史学亦即史料学，不存在某一家的标准。举秦始皇的历史，我不是说他个人毫无错误，而是说他背个暴君这样的名号似乎对于历史本身来说他有些冤枉。秦始皇只是万千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其他人物也是一样。我们从前从教科书也好，历史上的文人评论也好，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公平的论断。那么，诸君读了此文，从今以后，治史只要抓住史料，懂其历史趋势之变与同，重新给出自己的结论，才算是了知历史，了知我们自己。也就不会被一些是似而非的表象蒙蔽了智慧的双眼，对待新发生的事件，我们就有了公正是非的判断。是者助之，非者切勿助纣为孽，成为破坏民族进程的罪人。

中国的历史，大趋势是走向团结统一的，虽然也历经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时期，以及今天大陆政权和台湾政权的分裂。但大趋势是走向统一团结的。然而方言西洋史，总体趋于分裂和斗争。中国历史上造反、作乱，与西羊史的所谓革命截然不同。中国史也向外扩张，而与西羊史上的帝国征服又截然不同。所谓大趋势大动向，在短暂的时间内是无法看到的，但是可以分析到。

中国史即是中国人来历和本原与其真实性的个性表现。故而，历史个性的不同，亦即其民族精神的不同，民族精神的不同，也可谓传统文化的不同。一个民族与其文化和文明有没有大的发展空间或曰前途，都可以从这历史个性趋势中去默察。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乐趣和意义大价值。

当然，中国历史由于太过久远，虽然文化沉淀深，但同时诟病也多，如同一个大酱缸，什么都往里面放，导致乌七杂八的东西也形成所谓的「传统」，僵化而成为渣滓，形成中国史与生俱来的历史病。诚如是，我们研究历史就好比要做一个历史的医生，做民族的医生，要治好这个历史之病。万不可把这个历史病也当做历史传统。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无形的筛子，把历史的一切来筛选，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废弃，那历史的生命将会生生不息，一直新陈代新，充满活力。那么，如何找到这个筛子呢？以及筛子的筛孔标准是怎样的呢？这至关重要。恐怕是治史之人，穷其一生也幻想找到的法宝。

我们要找这个法宝，可以有三个途径，第一是自上而下，迄古至今，遵循时间的发展顺序来作通体研究。第二种方法是自下而上，从今溯源。今日之社会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不是凭空而降，都有个源头，而溯源就是寻找根本层层剥开，其过程也是微妙而快乐，找到一个答案的喜悦程度，不亚于创造。那么，历史错中复杂，很多问题千丝万缕，找起来当然也非常麻烦，有时候找不一定能顺利找到，那么我们能真的找到源头吗？根据我的个人经验，烦请诸君记住一句话：一个寻找答案的人，答案也在寻找他。

一个寻找答案的人，答案也在寻找他

以上我们说了两种途径，那么第三种途径是看兴趣爱好，自己喜欢哪一个界点就从哪一个界点出发去研究。诸如，喜欢研究明朝就自前而后从元末起义开始研究，或者从台湾东明政权延平郡王开始往前溯源。喜欢历史上的变法带来的新局面或新影响，就可以单独从变法这个界点去研究，诸如子产、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甚至从他们个人的传记亦或是所处的当时来专研。

但是，第三种方法是最难的也是最不靠谱的，因为由一个问题界点入手，难免眼光短浅，看不到局面的大趋势。所以，当一个寻找答案的人，答案也在寻找他，但寻找答案的切入点也至关重要，不是随便一个问题就当做研究历史的切入点。比如，一部手机为什么要长这个样，而不是别的样子，现在的手机几乎都是一个矩形，不过也可以做成其他形状，但矩形是一个基本的、简便的，所以是一种普通性，不具备什么历史传承，故没有研究的必要性。哪怕出现其他奇形怪状的，那也只是设计者的个人意志操控，同样不存在什么历史性，依然没有研究的意义。统的说来，手机只不过是一个通话工具，携带方面，运用方便即可，形状的历史性那都是不存在的。就算在手机机身上做有有历史传统的纹样或是传统物件的构件，那也只是其纹样和构件本身的历史传统性，并非手机本身的历史传统性。这一点上，诸君要明白。

故而，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依旧是从头到尾的通体研究最好，首先了解通史，再深入到时代断代史，断代史的研究又要把目光放眼到通史，如此循环下去，明白其变与不变，明白其变之大和小，才能真正明白时代之变，乃至古今之变，为何此而非彼。

为什么说寻找答案时，答案也在寻找你呢？因为答案就在那，谁也带不走，谁也改不了，但答案往往是隐藏的，只有当你一心想要寻找答案，才可能有机会接近答案的路子。换言之，任何一个答案几乎都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所以在同一时代中，此事与彼事之间的相通之处，和相互的影响。

当我们剖开一个时代来研究时，在此时代中的一切，诸如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经济情况、学术氛围、人物风尚等，皆要一一综合起来，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会通一成，才算真正明白此个时代，切莫一一分开来看，孤立的事件是绝对不存在的。比如秦朝建立，政治变了，社会也变了，学术也变了。两汉时期变化不大，但是到了三国时期，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风尚也就跟着变了。这其中的各项变化，又不是同时进行，也不是同节奏进行，而是有着主从关系的。所谓主从关系，是此事项引导彼事项变化，那么此事项则为主，彼事项则为从。评判一个时代一些事项的功过是非，要看主，不要看从。

举个例子，满清当政时期，自乾隆以降，社会逐渐遭遇变化，而每次变化都引起不少的幻想和希望，以为这次变动有了新的希望，也鼓舞了没有史学基础的民众，给了一个以为可以实现的希望。但实际上，每次变化都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这时候，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民众，发出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变，为什么每次都变不好，我们究竟要往何处变，我们还能回到不变的时代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当时的朝廷没明白，学者也没弄明白，就连现在的很多史学家也没搞明白。因为他们共性是不熟悉这一段历史，不清楚这一段是非，不具备大见识和眼光。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则必须精熟这段历史，否则，空下判语，小则贻笑大方，大则以言贻害后世。

戊戌变法之流和后来的五四运动，皆因这个原因，本一腔热血想为大家做点贡献，却找错了源头把落后的罪责推给汉字、科举、道教、乃至儒学等等，大势废除这些，而又没有新的建树，这才导致了百年以来的文化空洞，加之后来的文革，文化几乎彻底断层，最终贻害的是我们今天，所以说，史学的重要性难道还不清楚明白吗？

那么，要治史，要具备哪些个人素质和条件呢？以后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