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帮黑人男友运毒被判死刑的女孩
文：兴汉小仙女
出国，如今已经不算稀罕事。从中国香港飞到马兰西亚的吉隆坡，只有短短4小时的距离。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许多女孩的命运，都在这4小时里被改变。一些非洲毒贩担心自己贩毒被抓，就套路中国“女友”代劳，这样即使被海关查到，“女友”也能成为替罪羊。
很多女孩以为遇见了爱情，实际上却是踏进了毒贩精心编制的骗局。有的人为了爱情，开始甘愿携毒；有的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男友塞了东西在行李箱，结果被查到，判了极刑。 2014年，28岁的女孩罗丹在机场被捕。警方在她的行李箱里，发现了超过4公斤的冰毒。根据罗丹的说法，她的行李都是自己的非洲籍男友的。她和男友在菲律宾认识，交往一段时间后，男友想结婚，还说会带罗丹去国外度假。只是希望罗丹能去一趟广州，帮他取一下他打算送给马来西亚朋友的“手信”。却没想到，取的手信，都是毒品。2015年8月15日晚，24岁的赵涵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广州。在广州，她到一处服装批发市场取了一只装满衣服的箱子，然后乘大巴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吉隆坡。赵涵此行的目的，是帮朋友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自己顺便旅游。托她带货的朋友承诺，不仅负担她的机票、食宿费用，还会付她一笔三四千元的报酬。路线也是朋友为她设计的。经过近30小时奔波辗转，赵涵于8月17日凌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但还没走出机场，她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原来，赵涵从广州取来的行李箱中有个夹层。海关发现，夹层中藏匿了3.3公斤冰毒。2013年，周彦的妻子曾在相同情况下被马来西亚海关扣留，并因此结识了多名有类似遭遇的中国女性家属。周彦发现，女孩们的行程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广州就有直飞吉隆坡的航班，但是让她们带货的人都要求她们先坐车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马来西亚。”周彦认为，特定路线或许是为了更加方便、容易地通关。一名在广州海关从事多年缉毒工作的人士认为，周彦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从机场出境和从陆路出境的人数量级相差较大，两处安排的执法人员比例也不同。“每天从广州和深圳去香港的人经常是排长龙的，而从广州去马来西亚的人相较之下就少很多了。对于贩运毒品的人来说，前一条路线被查到的风险就降低了很多。”至于香港，属于自由贸易港。“（海关）对危害香港的违禁品查得很严，但对过境物品的执法力量相对有限。”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而且通关时，毒品缉查人员主要对重点人群、重点航线进行检查，结合衣着、神态选取重点查验对象。“无案底的中国女孩关注度较低，通关时成功率就高一些。”在马来西亚，毒品犯罪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根据该国1952年颁布的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走私贩运毒品超过一定数量，就可能被判死刑。其中，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刑数量下线为15克。托赵涵带服装样品的是外国人Clitin。赵涵的朋友尚晓娴告诉记者，赵涵与Clitin是在自己的介绍下相识的。2012年至2013年，尚晓娴帮Clitin往马来西亚带过3次样品，和赵涵的待遇一样，线路也都是Clitin安排的，但从未发生意外。尚晓娴说，“我自己也去过几次，都平安无事回来了。就因为这样，我才放心介绍给朋友。”赵涵出事后，尚小娴和Clitin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尚晓娴与Clitin相识于2010年。当时，26岁的Clitin在MSN上主动添加23岁的尚为好友。Clitin自称来自尼日利亚，在亚洲做服装生意。“主要是把衣服、鞋子、包包之类的东西从广州卖到马来西亚。”尚晓娴说。相识后的两年，两人几乎每天上网聊天，Clitin对尚晓娴关怀备至，多次表示喜欢她，还几次提出请她帮忙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尚晓娴没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没有帮他带货。直到2012年创业失败，她才答应为Clitin帮忙，顺便去马来西亚散散心。和尚晓娴、赵涵一样，在吉隆坡机场被查出毒品的女孩们要么亲自与货主联系，要么通过中间人介绍结识货主。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货主只是“网友”关系，既不知道货主的真实身份，也没在现实中与货主本人见过面。但新京报记者采访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属，他们均表示货主为黑人男性，自称在亚洲做服装生意，“嘴很甜”。其中，与4名女孩联系的为同一人，其QQ昵称为“love”，MSN昵称为“Clitin”。安徽女孩程蓉是帮“love”带货的4个女孩之一，出事时20岁。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馆服务员，月薪2000元。在网上，“love”不断请求程蓉帮忙，并承诺为她支付机票、食宿费用，还会支付额外报酬。程蓉被他说动了心，从南昌飞到广州。在广州中国大饭店旁的麦当劳，“love”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给程蓉一个很重的棕色箱子。“对方还嘱咐她，到马来西亚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馆，把东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程蓉的弟弟告诉记者。“他们会在你出发之前才把准备好的行李送来，很匆忙。而且货主和送东西的人是不同的。”周彦告诉记者，事后回想，每个环节都是套路。和程蓉一样，答应帮忙的女孩从江苏、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达广州。她们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亲友中很少有人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借着带货的机会，她们有的想出国旅游，有的想为创业铺路，有的想去了解邻国的服装市场。发时，女孩们多在20岁至24岁，涉世未深。但对于陌生人的嘱托，她们并非毫无戒心。在广州取箱子时，程蓉检查过装衣服的箱子；赵涵也一再确认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夹层、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轮子里。等到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自重有教养的美国黑人，并不会想和台北女生交往，我对你，没兴趣。”据爆料，这位黑人朋友是真的台湾当地女孩子缠的烦了，才穿上这样的衣服。“衣服为什么要你带？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一名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看过类似骗局，告诉女儿会有很大风险。但从小叛逆的女儿认为没有问题，把母亲的话抛在脑后。“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姓名留给我们，以防万一。”女孩的母亲告诉记者。但女儿什么也没有留，一个人走了。涵涉嫌贩毒被捕的消息，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至四川省公安厅，又层层下达到村里。接到消息时，赵涵的父亲觉得“天都塌了”。他不相信女儿会为了钱铤而走险，花大价钱在当地请了律师，案件一审预计今年5月开庭。“为了这个事花了将近40万，20多万都是借来的。”赵父说，老两口本已在家养老两年，如今重新外出打工，只留下9岁的小女儿在老家上学。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赵父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自家孩子对带毒之事全不知情。“多花钱在马来西亚请一个好律师”，是他们的共识。一名女孩的家人为其聘请了一位口碑颇好的当地律师，一审费用便高达30万元。但她的家人最终只支付了10万元，“因为她的事欠了太多债，实在没钱了。”1991年，一个年仅20岁的陶静因贩毒被判死刑，在当时被称为“中国最美女死刑犯”。因是初犯，陶静只要供出自己的上线便可戴罪立功，免除死刑。但直到被枪决的前一刻，她也没有供出男友的下落。对于此类案件，这位律师有过胜诉经验。他和国内的法援律师共同商定了辩护策略：在国内收集有利证据，由律师移交给主控官；在女孩认罪的前提下，由主控官改变公诉罪名。“就是把罪名从39B的贩卖毒品，变成39A的拥有毒品。”法援律师胡本俊说，如果硬打官司，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们选择了认罪保命。”2017年10月，这名女孩被判拥有毒品罪名成立，被处监禁14年。在律师的帮助下，2016年12月22日，收集了多项有利证据的郑嘉嘉一审被判无罪。但判决后，检方有14天上诉期。“如果第14天下午三点半，律师没有接到法庭的电话，那就代表我姐姐没事了。”郑的妹妹告诉记者。为了迎接郑嘉嘉出狱，她的家人特意前往马来西亚。第14天上午，他们便退了酒店，还为郑嘉嘉备下水果和碘酒。“因为里面条件不好，她脚上又有伤口，在脏水里泡过后溃烂了。”那一天，被判无罪的郑嘉嘉已从监狱转移至移民局下属的扣留所。接近40度的高温下，家人在扣留所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律师还是接到了法庭的电话：检方继续上诉，郑嘉嘉走不成了。2017年12月26日，郑嘉嘉案二审开庭，3名法官再次判其无罪。“但中国是二审制度，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只要检方继续上诉，就要走完三审程序。”余家福说。而郑嘉嘉案二审宣判后，马来西亚海关当庭提出上诉。被捕至今，郑嘉嘉已在马来西亚的监所里生活了7年。据余家福介绍，如果全部走完三审程序，通常需要6-10年。比郑嘉嘉处境更为不利的是程蓉。她和另外两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目前正在上诉。下面一片附和的，纷纷表示现在的中国男人不仅丑还穷还不自知。还有“宁肯被中东难民强奸也比你国直男们强”的惊天言论：只要不是中国男子，部分中国女性都乐意倒贴。有这种其心可诛、胡言乱语的田园女权营销号在，部分中国女性在面对外国男性时不知自爱，一味自我作践是并不奇怪的。当然，除了这些居心不良的田园女权营销号在散播反动言论之外，大学之前的德育教育的严重缺位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各位读者可以仔细想一下，自己身边的很多家境殷实的家庭，教育女儿都是温室里养大，别说坏人了，看到任何超过六岁儿童等级的东西都不让接触不让看，基本上成年之前没有自己的交友圈和经验。等上大学了或者出国了，问题就暴露了。因为之前的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德育教育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环，不知何为自尊、何为自爱。媒体有意无意地只选择性报道外国的好事儿，而对其阴暗面完全无视，这就让很多人无形中有了只要是国外就是高级。其实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就应该知道，外国人（哪怕是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并不比国人好到哪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