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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西曆20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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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讨论的“历史进步主义”，主要是个理论话题，今天的话题，理论性较小，历史性较强，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一些。昨天我们说过，这两场讲座，逻辑上是有联系的。进步，本就是个人造的概念，主观的概念；根据这个主观的概念去断是非，进步的就是好的，落后的就是坏的，是主观加主观；哪件事算进步哪件事算倒退，其判断也是主观的。三个主观叠加，是为“进步求是”。进步求是者，主观求是也，概念求是也，非实事求是也。这样，只要我们把实事求是和进步求是摆在一起，就不难把进步的概念打倒。做学问，离不开概念，却又容易为概念所缚，如果用了一个错误概念，纠缠于一个错误概念，学问之路就会误入歧途，这就是佛说的“所知障”。

为什么要把批判历史进步主义与反思中国近代史这两个话题捏在一起讨论呢？缘由是，几十年来，有人把历史进步主义这个学术假货，塞进了中国近代史，用它来糊弄中国青年，把一部狼吃羊的历史篡改成了制度竞赛史。本来，在狼羊史的概念下，狼是丑角，八国联军是被告，这么一篡改，按进步落后的逻辑重新编排历史，羊成了丑角，义和团成了被告。历史进步主义，成了颠倒历史黑白的最有欺骗力的理论工具。所以，我们从“概念打假”着手，重讲中国近代史，既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有利于端正历史观。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典故了。这个典故是李鸿章创造的，他在一封给皇帝的奏折里说：“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类似的话，他有时说“数千年”，有时说“三千年”，史家就将其合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句。

中国本不穷，中国是被人抢穷的。1820年，有一位叫安格斯·麦迪森的英国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世界经济千年史》，其中讲到，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这位洋人的话虽然未必有权威性，但应当是不离大谱，至少，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每年有超过五百万两的财政盈余，到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每年就有三千万两的财政赤字了。怎么了？被人抢得。郑观应一言以蔽之，“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 如何噬膏血，如何攻资财？

第一，赔款。从1842年南京条约，到1912年初清廷关门，70年时间，清政府对外的战败赔款10亿两白银，加上利息，翻一番。

第二，外债。70年时间里，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208 笔，债务总额达到13亿两白银，这是本金，利息至少也是翻一番。

第三，鸦片。从1800到1895年, 鸦片贸易额在20亿两白银左右。

第四，金融。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中国开张，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土地上的银行全是外国银行。我们都知道，银行捞钱最快最狠，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完完全全为外国所掌握，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刚才说的那208笔13亿的外债，就全是向这些中国土地上的外国银行或洋行借的。这是多大一块利息肥肉啊。这还仅仅是政府的外债，从中国民间商人那里赚去的钱，以及从中国民间金融系统中抢去的生意，那就更不可计数了。

第五，海关。洋人把持中国海关，是中国半殖民地最有有代表性的特征。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中，海关税的收入最稳定、最可靠、最重要；洋人控制了中国海关，也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海关，主要在两个方面着手：海关税率由洋人决定，海关关长由洋人担任。

本来，海关税权是一国的主权，而中国却是“协定关税”。说是“协定”，实际完全是洋人说了算。洋人为中国定的海关税率是“值百抽五”。这个值百抽五是个什么概念呢？两个字，一是死，二是低。

死，我们看一下《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说的这段话，就明白了：“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其税必轻，或免税，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其税必重，以其糜费于无用之地，欲民间恶而绝之。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鸦片之类，不准入口。”郑观应说的道理其实人人都明白：我需要的东西，我就收低关税，我不想要的，或者我自己能生产的，我就收高关税，以免你来和我的厂商争生意，这不是世之通理吗？而洋人为中国制订的海关税率却是：无论何物何货，一律值百抽五。这就把中国以关税税率为杠杆保护本国经济、调节产业结构的权力给剥夺掉了。

低，我们看一下《盛世危言》中的下面这句话，也明白了：“尝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 就算国际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五十吧，那么，洋人为中国制定的进口税率，只相当于国际水平的十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例如，在值百抽五的税率下，1869年中国的海关税收入是一千万两，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中国海关按国际上正常的值百抽五十的水平来收税，该收多少。是不是得加一个零啊？我相信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如此算来，中国一年的海关收入损失，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

另外，自1860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90年里，海关关长一直由洋人担任。不仅是关长，整个海关系统的绝大多数雇员，从各地分海关的关长到“扦子手”，几乎全是洋员。中国的海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设在中国的收银台。清朝灭亡后，洋人控制的海关不但没有被中国收回来，而且权力更大了，甚至，它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关税收入来操纵中国政治，蒋介石集团就是洋人用所谓“关余”收买过去的，1949年蒋介石把上海的黄金偷运台湾，就是海关的船帮着他运的。

下面的图，是清末中国报纸上发表的漫画，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当时被列强瓜分的态势。这段历史大家比较熟悉，就不多说了。值得多说几句的是，随着列强的入寇，中国的地理概念被人改了名了，由“天下”改成了“东方”。原来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祖国称作天下，因为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相对而言，自成一个地理体系，洋人来了以后，开始用它的地理视角来定义中国。

天下变为东方，这可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的变化，这个地理概念背后是有意识形态阴谋的。在地理上，东西的概念不同于南北的概念，南北在位置上各有一个中心，一个“极”，所以南北是个位置概念，而东西则只是个方向概念，不是个位置概念。站在中国，往东看，看到旧金山，美国就在中国东边；往西看，看到纽约，美国就在中国西边。要把东西变成位置概念，需要确定一个中心。所以，叫你是东方，就是告诉你地球的中心在哪里，你只是偏居一隅、“边地下贱”的化外国家。这样一来，你原来作为天朝大国所建立的宗藩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就动摇了。改叫东方以后，洋人就开始进一步设法瓦解我们的地理意识形态和地理法统。有一个美国人叫丁韪良，他在中国混了45年，他来中国干什么？他的专职是糊弄中国，忽悠中国。他翻译了一本书，中文名叫《万国公法》，献给了清朝政府，清朝廷视若珍宝。不但朝廷把它视若珍宝，中国主流知识界也把它视若珍宝。你想想，即使这里面没有阴谋诡计，没有政治陷阱，是纯学术性的，那西洋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国际关系概念，怎么可能会适用于东亚的情况？你把这样的“万国公法”奉为圭臬，这不是自投陷阱吗？哎，中国还真就自投陷阱了。怎么回事？有中国知识分子在旁边帮着忽悠。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现象：什么事，只要知识分子一插嘴，十之八九会坏事。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天性是向社会显摆自己的学问，所以他天然倾向于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学问问题、知识问题、技术问题。知识分子很讨厌把事情看作是利益问题，争斗问题，尤其讨厌阴谋论。为什么？因为一说利益，一说斗争，一说阴谋，那就成了战士们的事情，知识分子就插不上嘴了，就没他的用武之地、就没他的市场了。知识分子喜欢玩“四两拨千斤”，玩“不战而屈人之兵”，玩投机取巧一套，这是他的特长。他不喜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战到最后一个人、流尽一滴血那一套，他认为那不是真本事。知识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学问利益”，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去美化人类社会，去善化人类社会，去篡改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为此而不惜陷害自己的祖国。所以，当丁韪良献上《万国公法》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一看，啊，这么一大本书，里面这么多道道儿，肯定是真学问呀。再一读，原来，这世界是有公理的，我们之所以挨打，是该打，是因为我们不懂国际公理。人家来卖鸦片，是有国际公理的依据的。中国不让人家来卖鸦片，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大家注意到没有，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大学里还有这种论调。）

中国就这样自己欺骗着自己，接受了所谓“国际公法”的理念。于是，就开始在洋人的压迫和诱骗下在宗藩关系上放水。琉球亡国前夕，它的几个大臣在李鸿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呀，希望自己的宗主国出手相救。中国的藩属国就这样一个个脱离了中国，有的独立了，有的被别人吞并了，天朝体系就这样肢解了。

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就是把中国本土按民族地域的概念再进一步肢解，让蒙古、新疆、西藏等再分裂出去。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理概念的变化，这个天下变东方的变化，其背后是隐含着大阴谋的。

后来丁韪良在加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原话啊，“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你看，就是这样一个人，来帮着中国出主意，指导中国进行法律改革，教导中国人学习国际法，中国人把他奉若神明。在今天中国的座上宾中，是不是还有不少这种人啊？

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边说，“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洋兵是扛着洋枪来的。洋枪来了，把中国历史带入了热兵器时代。在冷兵器时代，军力与经济力没有关系，所以，漠北的少数民族，先是匈奴，后是蒙古人，可以两次横扫欧洲。然而到了热兵器时代，一个独特的产业门类，军工产业，产生了。一国的军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了，民富与国强对立起来了。理解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后面我们还要进一步来讨论这个问题。

洋商到中国是来做生意的，但却不是来公买公卖的。1840年以后到中国来的洋商，可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在其政府的支持下，代表他们的国家利益，来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人。通商与经济侵略的区别，简单说，一句话：通商是愿买愿卖，经济侵略是强买强卖。洋鬼子可不是来互通有无的，可不是来平等互利的，可不是来双赢的。

不仅是强买强卖，还有骗买骗卖。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这是强买强卖。通了商以后，很多进一步骗买骗卖的勾当就出手了。如洋人夺取中国海关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骗买骗卖。通商后，洋人政府一方面唆使其商人蛮横刁钻，不听中国海关管理，制造事端，一方面通过李泰国、赫德等在中国混事的洋人忽悠清廷说：洋商太悍太刁，中国官员难以对付他们，而且海关管理是一门大学问，中国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管理人才，不如把海关交给我们来管，我给你把海关管得好好的，把关税收来，一笔不少地交给你国库，这样多好。就这样，把中国的海关骗到了手，从而把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财源控制到了手里。

再举个骗买骗卖的例子。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加利息，翻一番。债是银债，但洋人要求中国必须以金来偿还。这是强买强卖。后面跟着的，就是骗买骗卖了。英国人赫德来了，美国人精琪来了，以专家的面目来了，说：世界市场上的白银一直处在跌势，你中国拿着越来越贱的白银到世界市场上买金还债，太亏了。我帮你想想办法吧。我帮着你改革币制，与国际接轨，实行金本位制，这样你用金还金，就不存在以银换金的损失了。中国说，我也想改呀，可改金主币，手里得有黄金啊，中国缺金啊，没有黄金，我怎么实行金本位制呢？精琪说，好办，你可以实行虚金本位制。怎么个虚法呢？你到美国去借一笔黄金，黄金借来以后也不用运到中国，就放在美国的银行里就行，当然，你得交利息，更重要的，还得有抵押。然后，你成立一个“司泉官衙门”，衙门是中国衙门，但总司泉官得由美国人来当。然后，由这个司泉官衙门主持，在中国国内铸造银质的代金币，官定一枚银币值多少黄金，在国内流通，百姓日常就用这种代金币。理论上，百姓可以拿着代金币到司泉官衙门去按官价兑换黄金，但不能零兑，至少得攒到一万两黄金才可以。那兑来兑去把借来的那点黄金兑光了怎么办？对不起，那抵押物就得搭进去了。如果，抵押物是一片国土，那片国土就成了美国的了。然后，你还可以再借，再抵押。比如，你上次借，抵押的是崇明岛，现在这岛已经归了美国了，要再借，可以抵押海南岛。就是这样一个建议，不但打动了清廷许多人的心，而且还把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大学者哄得好一阵激动。

如果说，强买强卖的主要手段是大炮，那么，骗买骗卖的主要手段就是学术——只要把一个利益关系问题加上一层学术性、技术性的包装，只要云山雾罩地玩一通学术性概念，就能很容易地引诱着中国学者把它当作纯技术问题去看待，就能很容易地勾引着中国学者愿意为其当说客，去帮着洋人糊弄自己的同胞。今天依然。一个东西，加上一点学术性的道道儿，它就自动成了学问了，就自动成了真事了，就有无数中国文人扑上来为其当义务解说员。象虚金制、司泉官这种建议，其坑人骗人的性质，当时多少还有人明白，到了今天的国际金融关系中，那国际剥削关系、骗买骗卖的关系，掩盖在复杂高深的数学里，更成了故弄玄虚、骗买骗卖的广阔天地了。

一百多年的中华国难，骗买骗卖制造的灾难，远远大于强买强卖。到了今天，强买强卖已完全不必要了，大炮已完全不必要了，骗买骗卖包打天下了。一个丧失了商业主权、金融主权、货币主权的国家，传统意义上的那点“面子主权”，保留着多点少点的，没多大意义了。

洋学是什么？科学！列强侵华，是循着“洋药——洋教——洋炮——洋学”这么一个顺序来的。其中，这洋学看上去最文雅最无害，实际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难题，这洋学制造的麻烦最大！洋炮、洋药、洋教，这都有办法，建国初，这些不都一风吹了吗？可是，这洋学很难办。你不管是什么政治立场，总不会反对科学吧？你要救国，不管走哪条救国路线，总避不开科学吧？学科学，总不会错吧？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崇尚科学开始的。陈独秀说的，“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胡适说，“科学家在二百年中，已把很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题目逐渐解答了。”技术崇拜转为科学崇拜，科学崇拜转化为文化崇拜，这个“感情链”为中国制造了很大的文化麻烦。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当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由儒学转向科学的时候，不但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大变化，整个社会结构都跟着大变了，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由两千年王权政治的社会基础，变成了此后任何一个政权的天然反对派。在新的社会角色下，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了，一方面，在国人面前，越来越重的自大狂，另一方面，在洋人面前，越来越重的自卑心。看胡适说的：“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月亮都是美国的圆”。这可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态度，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如陈独秀说的：“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的话来捣乱。”你看，一捧一贬之间，分裂人格就显出来了：在洋人面前是奴才，在国人面前是圣贤。

于是，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变成了一场文化投降运动，文化自戕运动。自戕到什么程度？强烈要求取消汉语。中国人不愿意说中国话了。这可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点。我们选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人的话为证：“我倒干脆希望，在中国，中文被取消，不管它是英文还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是谁的话？鲁迅。

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政治危机，有过军事危机，有过经济危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文化危机。我们曾经几次亡国，曾经多次分裂，但我们从来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文化。文化上，只有我们去同化人家的份，谁也同化不了我们。蛮夷可以占领中国，但占领中国以后，你得赶紧学习华夏文化。然而，这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第一次面临文化危机了。

说到了文化。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中国文化。这是什么意思？它是中国人创造的文化不错，但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人的文化，不是仅仅关于如何做中国人的文化，而是一套普适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一点，我们与日本文化一比较，就明白了。日本，自从它有文化那天起，其文化就是关于日本的文化，其哲学就是关于做日本人的道理，日本人不玩普世价值。举个例子，到了近代面对科学的冲击时，同样是学科学，中日知识分子的“刺激——反应模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学了科学，面对浩瀚宇宙，会产生出自我渺小感，民族渺小感，乃至价值虚无感，会觉得三皇五帝也罢，文武周公也罢，孔孟老庄也罢，圣也罢，凡也罢，在浩瀚宇宙面前又有何大意义。这大概就是赛先生来到中国以后煽起那场文化哗变的心理因素之一。而赛先生到日本后所产生的心理刺激效果则相反。佐藤信渊学了西洋天文地理知识，知道地球只是宇宙间的普通一球、日本只是地球上的普通一国之后，他不是像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态度那样，回过头来向自己的国民夸耀自己的新见识，挖苦自己同胞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相反，他巧妙地运用自己的理论加工术，把新知识变成了日本至上的新证据，用以证明“皇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皇国之臣仆”。注意，这种逻辑绝不是佐藤信渊个人的思维怪癖，而是日本思想史上有着很大主流性的思想方法。科学来到中国，会成为瓦解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因素；而来到日本，却会成为巩固其文化自信的一个因素——中日文化差异是动态的。

日本知识分子心胸很“狭隘”，他们只关心日本的事，只讲日本的道理，结果把日本变成了狼国；中国知识分子心胸很“宽广”，讲的永远是普世的道理，结果把中国变成了羊国。一部中国思想史：孔孟之道，讲的是普世的道理；新文化运动引进的西方哲学，自由平等博爱，也是一套普世的道理；其间插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套普世的道理；到了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主流知识界玩的还是普世价值。

中日间此种文化差异的形成，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本人对此已有所思并有所得，只是话题太大，今天没法展开了，只给同学们留下这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是正宗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文士知识分子；而日本知识分子，则是一手拿刀一手拿笔的武士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是好是坏，只能具体地讲，不能抽象地讲。这就像一个漂亮姑娘，不能抽象地说她的美貌是好事还是坏事，搞对象的时候是好事，走夜路的时候是坏事。如果世界实现大同了，共产主义了，那中国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可如果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国文化就是个最倒霉的文化。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世界确凿就是丛林世界，美女确凿是在走夜路，那我们就可以确凿地说，中国文化是个有着巨大缺陷的文化。缺什么？缺民族观念，缺爱国精神，缺杀狼斗虎的精神。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把中国这个美女，从搞对象的环境，拖进了走夜路的环境，从而把中国文化的软肋暴露出来了：上有天下主义，下有家庭主义，唯独缺中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究竟而论，中国人没有民族层面上的亲疏观念。

中国人讲不讲亲疏？讲。但只在家庭层面上讲。中国语言中，“亲人”一般就是指“家人”。而列强诸族，其民族层面的亲疏观念，并不亚于于家庭层面的亲疏观念。我们不妨来做这样一个比较。当今世界上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地理实体，中国大陆、港、澳、台、新加坡，五个。这五个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怎么样啊？看看这些年来我们相互间干的丑事，那些让世界其他民族笑掉大牙的丑事，那些背亲向疏的丑事，不用我多说了。我们再来看与我们的情况有点类似的世界上另一个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它的情况。它也有五个地理实体，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看这五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它们在国际事务当中互相拆台、背亲向疏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这五个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不一致啦？最近苏格兰要闹独立，根本是小事一桩啊！国家分裂，对我们是很可怕的事，但对于这种有着强有力的民族亲疏观念作为文化纽带的民族，政治法律概念上的统一不统一，并不那么重要。假如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这样的民族亲疏观念和这样的文化联系纽带，我们还怕台湾独立吗？独去呗，它再怎么独，也不过就像一个大家庭分成几个小家庭而已，父亲与儿子原来一起过现在分开过了而已，爹还是爹，儿还是儿，有那个文化上的亲疏纽带连着，砸断骨头连着筋，怕什么。可是，若是没有这样的文化层面上的筋骨相连，一个国家仅仅靠法律箍在一起，那国家分裂就是可怕的事了——一分出去，不但再也回不来了，而且，十之八九会反目成仇，势同水火，国家少一块领土，多一个敌人。你看，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有多重要。

我们看陈天华的这段话，“俗话说得好，人不亲外姓，两姓相争，一定是帮同姓，断没有帮外姓的。但是平常的姓，都是从一姓分出来的，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你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牲。”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牲，抽象地这么一说，没有几个人会反对这个说法，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畜牲呢？确实是有着文化上的深刻根源。梁启超有这样一句话，“支那人无爱国心，此东西人诋我之恒言也。吾闻而愤之耻之，然反观自省，诚不能不谓然也。”东洋人西洋人，都说中国人不爱国，梁先生听了很生气，也感到很丢人，然而反观自省，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再看陈独秀的话，“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杨度也说过，“中国人只知有世界，不知有国家。”你看，中国人什么都知道，上知道有世界，下知道有家庭，就是不知道有国家。

除了不爱国，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缺陷：不尚武。懦弱怕事，敷衍苟且。说到这里，我还要念一段陈天华的话：“文明各国，如有外种人要占他的国度，他宁可全种战死，决不做外种的奴隶。西洋各国，没有一国不是这样，所以极小的国，不及中国一县，各大国都不敢灭他。日本的国民，现在力逼政府和俄国开战，那国民说道，就是战了不胜，日本人都死了，也留得一个大日本的国魂在世。”注意啊，陈天华这里说的是“文明各国”的特点，他在描绘日本人这种“宁可全种战死”的精神时，不是在说日本人有多野蛮，而是在说日本人有多文明。陈天华的话，指出了中国文化“不武”的病症。梁启超也说，“中国民俗，有与西欧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欧日尚武，中国右文是也。”

归纳一下，中国文化，两大缺陷：不爱国，不尚武。合二为一，不团结。倒过来说，东亚病夫是怎样炼成的？不团结。为什么不团结？不爱国，不尚武。

说到团结，我想到了《荀子·王制》篇里面的一段话，“（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劲儿不如牛大，跑不如马快，为什么是人使唤牛马，不是牛马使唤人？我相信百分之百的同学都会回答：人比牛马聪明。我们来看荀子的答案：“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能结群，人能团结。谁统治谁，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谁能群谁不能群。这才是个普世真理！团结就是力量，这才是普世真理。西洋人打败我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脑瓜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比我们齐。

好了，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团结、心齐，是制度概念，还是文化概念？好，绝大多数同学都同意，是文化概念。这我就好说话了。既然我们的病根是不团结，而不团结是个文化现象，那我们在制度上折腾什么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病根既是在文化上，那就不能指望着改革、变法来治病，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治制度病，不能治文化病。

康有为曾经喊出一个口号：保国、保种、保教。我们的国家要被人灭掉了；我们这个人种，民族，也要随之被灭掉了；我们的教，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学术体系，用儒家的话说，道统，也面临着灭亡的危机。亡国灭种，从肉体上灭；灭教，从灵魂上灭。灵与肉的双重危机。

灭我国灭我种的，当然是洋人，但灭我教的，可不一定是洋人，洋人钻不到我们心里去把我们的教灭掉。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灭我们教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把你的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打倒就算完，此外他管不着。”“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我们的文化，……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

牟先生的“文化自败说”说得好。要讲物质性失败，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败过那么多，败得那么久，但世界上鲜见有民族具有犹太人那样顽强的生命力。“你可以夺走我们的财产，可以夺走我们的土地，乃至夺走我们的生命，但你夺不走我们的信仰。”这个丧失家园两千年的民族永不言败，因而永远不败。为什么夺不走信仰？因为信仰在自己心里，敌人不能钻我心里嘛。要讲物质性失败，近代亚洲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人败得那么惨，日本人是身败心不败，结果虽败即兴，易如反掌。身败并不必然导致心败，身败与心败间并无关系；外人只能败其身，不能败其心；身败是他败，心败是自败；一个民族若是落到了心败之“一败涂地”的下场，那是它自己的选择。中国文化，是被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打败的。

一个民族若是在文化上败了，则教灭国灭，国灭种灭，必然相伴而至。所以，康有为提出三保。三保要一起保，理论上是对的，实践中却有点矛盾。孔孟之道，若仅仅是一个偶像、一个神祗，或者，像犹太人的圣经一样，一套与今人无关的神话故事，那倒好办，把它高高举起就行了。举得越高越好，喊得越响越好，怎么喊怎么举也不会过分。麻烦的是，我们这个国教，是一套有着丰富内容的学术体系，当你在宣传它、弘扬它的时候，是避不开它的学理内容的，而其学理内容，却是无民族、非民族的，却是号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却是普世价值的，却是讲究温良恭俭让的，却是提倡“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这样的哲学怎么能用来面对虎狼？怎么能用来作为保国保种的思想武器？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国家观念，为什么不懂得“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的道理？孔孟之道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正是因为我们拿着孔孟之道去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才一次次吃亏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保教，当然就要弘扬孔孟之道，但若弘扬得太深太透太细太纯太虔诚，它的那些温良恭俭让的学理散发出来，会不会形成一些思想毒素，反过来瓦解中国人民斗虎打狼保国保种的斗志？可是，不弘扬孔孟之道，甚至砸烂孔孟之道，我们又能拿什么作为我们五千年文明引以为豪的文化资源呢？砸烂孔孟之道，就是砸烂中国思想史；砸烂中国思想史，就是砸烂中国历史；砸烂中国历史，就是砸烂中华文明；砸烂中华文明，就是砸烂中华民族。这不就是我们文化自败的逻辑路线吗？

更可悲的是，到了今天，这个矛盾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更尖锐了。晚清时，“变局”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妨碍我们民族文化补课的、不利于我们建立爱国心的，只是孔孟之道的“普世价值”，而一百多年下来，这个普世价值还在，又另外加了两套普世价值。一套是共产主义的普世价值，一套是改革开放后公知们趸进来的全球化、现代性的一套普世价值。三套普世价值体系（新文化运动趸进来的那一套，与改革开放趸进来的那一套，可以看作是同一套）联合起来，向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发力，把中国人民心里残存着的那点民族主义热乎气，冷却得干干净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难题，难题越来越大了。

刚才咱们说到牟宗三先生的“文化自败说”，他说洋人只能打倒你的物质力量，文化上的事情“他管不着”。其实以今天的眼光看，这话也是有点问题的。牟先生是1953年在台湾说这话的，就当时的历史现状和他个人的视野而言，他说是没说错，但若把话拿到今天来用，可能就不确切了。其实，牟先生说这话的那一年，正是杜勒斯初步提出和平演变理论的那一年，杜氏当时有这样一句话，“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从那以后，洋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上的事情，不是“管不着”，而是大大地管。到了近几十年，那就不仅是“管”了，而是从理论设计到队伍建设，谋划、操纵、主导……。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从一个普世价值走向另一个普世价值，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误打误撞，还是人家一步步的设局诱导？你只要注意到近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批判火力由共产主义转向了“狭隘民族主义”，就明白了。人家已经不怕你讲共产主义了。你快讲吧。共产主义不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嘛。戈尔巴乔夫那句“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豪言壮语，就是从共产主义理论引申出的，苏联就是被这句话葬送的。你只要不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讲别的，什么都行。人家怕的，就是你民族意识的觉醒，因为，睡狮还是醒狮，盖决于此！

就驱体构造之健全而言，就历史传统之丰富而言，就各个子系统之完美无缺而言，中国看上去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民族国家，或者说，是模样长得最像的民族国家。可惜，它只了缺一个器官，只缺了一个子系统：灵魂。即民族主义文化。只要补上了这个东西，醒狮无疑。这就像一个汽车轮子，它的箍、圈、内胎、外带、气门咀，……，一样也不缺，都是最佳的，充上气，就能日行千里，不充气，一步走不了。

眼下，端着美国枪的中国主流知识界，牢牢地盯在文化阻击阵地上，枪膛里装着三种“普世价值子弹”——孔孟之道普世价值、共产主义普世价值、民主人权普世价值，面对不同的敌人，针对不同的目标，根据不同的理论需要，射出不同的子弹，目的就是一个：射杀民族主义，把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任何萌芽、尤其是学术萌芽，击斃掉。目的：阻止中国的文化充气。

可见，变局，不仅是1840年的变局，也不仅是晚清的变局，而是180年的变局。从1840年以来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处在这个变局中。为什么这样说？一方面，列强的压迫还在，列强的贼心还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缺陷还在，中国的“车轮”还是瘪的。漫长的1840！

康有为讲三保，不是讲讲而已，他是做了许多实质性学术工作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写《孔子改制考》，下了很大功夫，试图把三保统一起来。要保国保种，就要变法；要变法，就需要哲学武器。一般人倾向于到西方去找这武器。这很符合逻辑呀，变法，不就是学西方嘛，学西方不到西方去找哲学武器到哪儿去找？康有为说，不，应当到孔子那里去找，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特别是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中，就有变法的思想，有“张三世”的思想，有世界大同思想。用孔子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武器和哲学权威，可以避免因为到西方去寻找思想武器而与保教的任务形成抵触。从这个意义上看，康有为的历史责任心、民族责任心、文化责任心，比后来胡适、陈独秀之流的新学人物大多了。

发出救国呼声的，当然不仅是康梁一党，各路“精英”们也开出了各自的救国药方，如实业救国、制度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等等。这些救国的药方听上去都很和平，很美丽，很安全。对谁安全？对医生安全，对开方的人安全，对“救国”的人安全。

实业能不能救国？不知道。知道的是，凡玩实业救国的、玩洋务运动的，无一不是家财万贯。

制度能不能救国？不知道。中国人玩这个事玩了一百多年了，今天还在玩，越玩越糟糕。清末时，有玩立宪的，有玩革命的，到海外江湖上忽悠点钱儿，买几筐炸弹，到国内找个黑帮，百十个人弄一次。败了，再找钱，再买炸弹，再弄一次。自己在国外呆着，很安全。武昌起义发生以后两个月，孙中山才从国外的报纸上知道武昌起义成功了，马上回国抢总统大位。在这之前，孙氏在国外已经待了十六年。现在说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史实不符。

科学能不能救国？不知道。知道的是，它确实能救知识分子自己。我们今天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中国知识界睁眼看世界、从西方寻找真理、寻找救国办法的运动，这说法实在有点虚。说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换皮”运动，则是实实在在有根有据的。1905年，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考试，全国的读书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十几万人到北京找地方租房子住下，通过各种门路打听消息：不科举了，朝廷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变通办法取仕？科举考试一废除，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给这批可怜的读书人起了个绰号，“飞毛士”。这群“毛”，原来是附在科举考试的“皮”上，皮突然消失的时候，所有的毛都飞起来飘在了空中。得找个新皮附上呀。于是，就附在了西学这张新皮上。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由玩经学改为玩科学，这是换皮运动。

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旗号，文化救国。说，引进西方文明，不但要引进它的科学，还要引进它的文化。那么，什么是西洋文化？新学知识分子们一口咬定：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人家的文化。中国人为什么打不过西洋人？因为中国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有同学也许会问，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大师们，有这么肤浅吗？哎，就这么肤浅。这就是大师水平。当然，今天中国学术市场上玩现代性的这帮公知大师们，还不如那一代大师。

试问，讲自由平等博爱，咱们中国的儒释道哪一家缺这个啊？讲自由，扶摇九万里，御风而行，谁能讲得过老庄啊？讲平等，不但人人平等，众生都平等，人和蚂蚁都平等，这谁能讲得过佛家呀？讲博爱，仁者爱人，谁能讲得过儒家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一个“仁”字啊。仁的定义是什么？博爱啊。讲自由平等博爱，到中国来找呀，它什么时候成了外国货了？

西方强大，确实是因其文化，这是事实，但不是因为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博爱根本就不是它的文化，而只是它的意识形态，政治口号，至多是学术思想。那么，是什么样的真实文化因素导致了列强之强呢？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爱国心、尚武精神、团结精神。是其国民骨子里的这些东西使其强大。用陈秀的话说，列强强大是因为它国民骨子里的“兽性”，像狼群一样锲而不舍、顽斗不屈的精神，这才是列强强大的原因。寻找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到它人民的骨子里去找，而不能到它的学者的书本里去找，那里没有文化。

实业救国、制度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精英们开出这些药方，多大程度上真是为了给病人吃下去指望着它能治好病，多大程度上只是把药方本身作为一个宣传品贴在医生脑门上好看的，甚至只是蒙在脸上作遮羞布，为自己发国难财、取国难利作掩护的，大家可以去判断，我就不多说了。

有没有真救国的？有。穷人。穷人救国，这四个字，是我自己的词儿，回到历史上的真实术语，应当叫“全民皆兵”。平民站出来了，开出了自己的救国的药方：全民皆兵。当时的中国，一切资源都已经被抢光了，就剩下四亿赤手空腹的穷人了，要救国，这是唯一的资源了，全民皆兵，是唯一的救国途径了。

穷人的救国药方，与精英的相较，有两点不同：一，不美丽；二，风险大。

不美丽，怎么讲？什么叫全民皆兵？那就是要打仗啊，就是要战斗啊，就是要杀人啊。按陈天华的说法，中国的事情，说一千道一万，先得把洋人杀出去。杀！杀！杀！《警世钟》里大概有这么十几个“杀”。突出一个“杀”字，你说这多难听，多不美。没办法呀，精英们的那些药方都很好听，都很美丽，可不管用呀，只好用这个不好听不美丽的方了。

风险大，怎么讲？杀洋人也是杀人呀，杀人，自己就要冒着被杀的危险。在中国，更要冒着被坏蛋统治当局拉去为“缓和事态”“安抚友邦”而砍头的危险。今天我们说到外交，有各种巧词儿，什么和平外交，夫人外交，乒乓外交等等，晚清是什么外交？砍头外交。出了涉外纠纷事件，如那些“教案”，这个狗屎朝廷处理案子的典型路子，就是抓几个自己的百姓砍头，这个最经济最容易。晚清一些所谓的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干过这种缺德事。慈禧太后砍义和团的头，蒋介石砍共产党的头，都是一个路子，都是为了搞外交，都是拿着自己百姓的脑袋讨好洋人。所以，我把它称为砍头外交。中国老百姓的脑袋就是中国政府的外交资源。你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多可悲。更可悲的是，一个“曾剃头”，发一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叹息，就能轻松地洗涮掉手上的鲜血，仍能坐上“古今第一完人”的历史宝座——砍几个中国脑袋那算什么大事呀，要看他大节嘛。中国人自己拿自己不当人啊！中国人今天的畏洋恐洋传统，就是这些坏蛋政权培育出来的。所以你看，在中国要走全民皆兵救国的路子，要走先把洋人杀出去再说的路子，危险有多大。走这条救国之路，那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这可与那些精英救国的道路大不一样——我做生意发财，我说这是实业救国，旗号很漂亮，救得救不了国两说着，先把自家救得盆满钵满，这多好。

全民皆兵救国的思想动议，据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朝臣在朝堂上提出来过，说，我们这么大个中国，要是发动群众，像林则徐在香山县做过的那样，“允许各家持刀痛杀”，打人民战争，多少洋人也打不进中国来啊。

朝廷为什么没采纳？采纳不了。人民战争，不是个政策概念，不是个制度概念，而是个文化概念，其中是包含着丰富的善恶内容和美丑内容的，它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的事情。只有人民的领袖才能组织人民战争。

坏蛋朝廷走不了人民战争的路，走不了全民皆兵的路，人民群众忍无可忍，进行了自发的反抗，发动了伟大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被镇压下去后不久，1903年，湖南义士陈天华就写了《警世钟》，其中明确提出了“全国皆兵”这个词儿。“奋呀！奋呀！奋呀！于今的中国人怕洋人怕到了极步，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总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陈天华这段话，提出了全民皆兵的理念，也论述了这个办法一定会管用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陈天华下面这段话，“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俗语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人，连狗都不如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喊了好多杀。杀，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手段。不是我到你家里去杀你，是你杀到我家里来了，我要把你杀回去。这既是对全民皆兵的一个形象描述，也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

陈天华写《警世钟》的时候，他的那位湖南小老乡已经十岁，正在湘潭乡下种田。历史注定了全民皆兵这场大戏，要由湖南人来编剧，湖南人来导演。这场大戏的编剧和导演，就是这位湘潭先生。演员，就是中国人民，具体说，就是全体中国穷人。

在当时的中国，全民皆兵就是穷人皆兵；全民皆兵救国，就是穷人救国。中国的富人，贵人，不但自己不救国，还卖国；不但自己卖国，穷人组织起来救国，它还要镇压，还要出卖，还要陷害；不但是镇压、出卖、陷害，有时还会加以欺骗利用，义和团就被满清朝廷利用过，利用中隐含着欺骗，利用完了，就重新祭起了“砍头外交”的鬼头刀。

在坏蛋统治者的砍头外交政策之下，穷人要救国，必须要先把自己从坏蛋统治者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所以，全民皆兵救国运动，只能是一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一起反的运动，乃至夺取政权的运动。后来蒋介石集团加入了“砍头党”，中国人民头上又多了一座大山，才加上了反官僚资本主义。

上流社会不能保卫国家，逼着下流社会组织起来抗敌保国，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并不是个案。1871年，当资产阶级政府不能保卫法国的时候，逼着它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保卫巴黎。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许多欧亚国家都有过类似的历史：正统政府垮台了，上流社会逃跑了，逼着它们的下流社会组成游击队，在国内，在敌后，坚持抵抗，而所有这些抵抗游击队的组织概念，差不多都叫“共产党”。战后出现的那一大批“共产党国家”，都是这段历史的结果。穷人救国，碰上的第一个镇压者很可能不是民族敌人，而是阶级敌人，是那些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坏蛋统治者。所以，穷人往往需要先打倒坏蛋统治者，才能负起保卫祖国的使命；阶级斗争是为民族斗争服务的，夺取政权是为驱逐列强做准备的，解放战争是为朝鲜战争开路的——应当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史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穷人，为救国而造反。

穷人救国，是一个穷人自我解放，自我组织，自我动员的过程。只有解放穷人，才能组织穷人；穷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真正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而解放穷人，要先从思想上解放，给穷人一个穷人的哲学。几千年来，中国的劳动人民头上是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你是下等人，是你生而为下等人，是你命里注定是下等人，你起来和命运抗争，犯上作乱，起来造反，就是大逆不道，要遭受因果报应的；你如果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这辈子把苦受完，来世会有个好去处的。这是发动民众团结抗敌的精神障碍。那么，靠什么来破掉这个精神障碍？穷人是从哪里获得自己解放的思想武器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中，有穷人需要的思想宝贝。穷人救国者从十月革命送来的这一堆理论中，选了这么几样对全民皆兵运动有用的东西：唯物主义，穷人至上，均贫共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唯物主义。它告诉穷人的道理是：没有来世，没有因果报应，没有命中注定；谁压迫你，你就反抗谁；不反抗，白不反抗，不造反，白不造反。

穷人至上。原教旨里叫“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告诉穷人的道理是：你不是下等人，而是最上等的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哲学，把穷人看作是最高尚的人。这个精神武器对于中国的全民皆兵救国运动可太有用了。

均贫共产。《共产党宣言》里叫“剥夺剥夺者”。与这个理论相关的一个著名问题是：谁养活谁。地主家里的财富，本来就是你为他创造的，本来就是他剥夺你的，本来就是你的，现在你把他夺回来，合情合理。

阶级斗争。这个理论向穷人问了另一个著名的问题：是富人多还是穷人多？那为什么是富人欺负穷人啊？因为我们不团结。穷人团结起来，一定能斗倒富人。

无产阶级专政。它告诉穷人的是：我们不但可以把富人剥削我们的夺回来，不但能斗倒富人，而且还可以建立穷人的政权。

穷人救国者从马列思想库中，选了这五件思想武器。当然，这五条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湘潭先生说，选多了，那就是教条主义。刚到延安不久，他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做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什么选这几条？就为解决一个问题：造反有理。这五条汇成四个字：造反有理。凡是对形成造反有理的观念没有帮助的，一律不选。解决了造反有理问题，剩下的，中国的事情具体怎么办，那就不归马克思管了。归谁管？归一个中国哲学管。四个字，实事求是！

以前，中国劳动人民头上戴着的精神枷锁是，造反无理，造反有罪，造反该砍头，现在好了，一位大胡子蓝眼睛的洋博士发话了，可以造反，造反有理。这太重要了。要知道，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一个洋博士的话，那是比孔圣人、孙国父的话还有权威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声炮响”送来的，与其说是一些学术理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权威。中国的穷人救国者，不得不这样“土假洋威”地干自己的救国大业。

我们看到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抽象地讲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说劳动是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讲说资本家的劳动创造不创造价值，讲说地主是不是勤劳致富，等等，肤浅之至！穷人救国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才不得不诉诸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它学理上对也罢错也罢，和中国的穷人救国运动并无多大关系。想通过打倒马克思主义来打倒中国的穷人救国运动？选错切入点了！如果中国的上流社会像日本德国的上流社会那样，国家面临危难时首先负起民族责任，带领全民族团结抗敌，何劳我们穷人出面领头干这事呀？我们跟着你们干就是了嘛！我们跟着你们去直接打洋鬼子就行了嘛！若真能这样，哪需要均贫共产啊？哪需要阶级斗争啊？你以为我们愿意打土豪分田地啊？你以为我们愿意打解放战争啊？我们穷人用我们的血肉之驱在朝鲜抗击十六国联军的钢铁战争机器，经此一战，把你们富贵阶级当年积欠的几十亿两白银的债务扛掉了，把你们富贵阶级签下的那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勾销掉了，把国家保下来了，现在，你们把嘴一抹，回过头来对着马克思的理论说三道四去了，又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啦，又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啦，又是新中国没经过民选没有合法性啦。试问，尔等讲这些大道理，真是为国家命运操心，还是因为当年自己家的地被分掉而变着法儿地报私仇啊？你把马克思从学理上批倒了，就能把中国历史改了吗？就能把中国的富贵阶级在民族历史上扮演的丑恶角色掩盖掉吗？

穷人救国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了五条，凑出一个“造反有理”。五条中第一条，唯物主义哲学，最重要，因为就是这一条，把因果报应的顾虑打消了，让大家放心造反。并且，这一条的学术背景也最复杂，不像其他那四条，专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唯物主义哲学的学术背景则深得多，它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扎在科学里，而远非仅是革命的哲学。也就是说，引唯物主义进中国，无论是作为一种功劳还是作为一条罪过，都不能仅仅归到救国者头上去。救国，需要唯物主义哲学；科学，也需要唯物主义哲学。所以，说唯物主义哲学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并不确切，它更是“赛先生”带进来的。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两个根，而且，赛先生的引进力，比救国者的引进力大得多。这就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穷人救国派的思想体系已经被中国主流思想界全面打倒（从义和团到湘潭一锅端）的今天，唯物主义哲学仍然活着——因为，它的另一个根，科学，还活着。

为什么需要讲清这个事呢？因为这里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去面对：保国保种靠唯物主义，保教是不是也可以靠唯物主义？中国的儒释道传统哲学，虽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有着鲜明的有神论立场，但至少它们可全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因果，就一定是三世因果，因此儒释道各家明里暗里都是相信灵魂不死的。显然，靠着唯物主义，是保不了这种教的。在这个矛盾面前，如果将来历史的结论是必须放弃唯物主义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将会阻碍这个放弃的，只能是科学，只能是中国主流思想界对科学的极端崇拜，只能是科学在中国的宗教化。至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穷人救国运动，他们也诉诸过唯物主义，那条根早已经被斩断了。中国今天仍然活着的唯物主义哲学已经与那件事没有关系了。

另外要说明的是，当年救国者的唯物主义，那是与集体主义相配套的唯物主义，在这双色土的哲学土壤上，长出了灿烂的道德花朵。当改革家们保留了唯物主义而抛弃了集体主义时，与个人主义相配套的唯物主义，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道德环境，那是后事了，与当年的救国者无关了。如果将来有朝一日有人要为今天的道德灾难寻找哲学根源而找到了唯物主义头上，那么，我要提醒一下，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唯物主义。与集体主义配套的唯物主义和与个人主义配套的唯物主义、救国者的唯物主义和改革者的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唯物主义，不要将之混为一谈。

还有一层道理要说清的。全民皆兵救国派既然诉诸过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在学理上毕竟与孔孟之道是有冲突的，因此可以说，穷人救国派多少也参与了砸烂孔家店的运动。然而，穷人救国派的砸烂与全盘西化派的砸烂，湘潭的砸烂与胡陈者流的砸烂，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什么不同？可以借助今人亨廷顿的“工具文化”与“终极文化”两个概念加以说明。胡适陈独秀之流的砸烂，是从终极文化到终极文化，是要把中国的终极文化砸烂，代之以西洋文化作为我们的终极文化。而穷人救国者参与砸烂，砸烂的只是妨碍造反、妨碍救国的工具文化——孔孟之道，作为一个文化工具，不利于发动群众，不利于全民皆兵，所以需要用唯物主义思想把劳动人民头脑中几千年固有的命运天定、因果报应的思想换掉。至于将来，完成了保国保种以后，如何设计我们民族的终极文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把“穷人救国派”（或者叫“全民皆兵救国派”）与“共*党”看作是同义词，二者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差异极大。党，是一个由具有不同思想背景的人结盟而成的联合体，除了穷人救国派以外，至少还有这样几派：

试验田派——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美丽设计所震撼，愿意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种好中国这块试验田。这一派，人数最少，如果不是一个没有的话。

阶级反抗派——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寻找救星，找到了党，投奔党。

改朝换代派——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已经为一场传统概念上的农民起义，准备好了典型的土壤。“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罢，“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也罢，在许多党人眼里，“共产主义”不过就是与这些口号类似的一个口号。起义成功了怎么办？很简单呀，历史上有传统路子呀，打天下坐天下呀。

投机苏联派——对这一派的理解最重要。这一派，实际上占了立党时党内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且，这是党内生命力最强的一派。为什么？它没有任何信仰原则，因而它的政治回旋余地最宽，战略格局最宏大，只要政治需要，它不但可以和党内的任何一派结盟，而且也可以和“尘世上”任何社会集团结盟——知识分子，地主富农，国际列强，……。为了打倒穷人救国派，它可以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勾结起来，篡改中国近代史，否定一千万烈士的鲜血的价值，把侵略恶魔美化成文明天使。例如，最近的“和平崛起”理论，其实就是为了向青年人暗示：一百多年来，和平还是不和平，中国本来就有选择，所以，那些不和平，都是中国人自找的，都是穷人救国派那些麻烦制造者制造的。为了在舆论上制造出一个把政敌送上被告台的逻辑环境，它不惜毁掉整个民族的社会构造和道德基础，把八亿政治家一夜之间变成八亿商人，因为只有商人才会具有把自己的民族英雄骂为恶棍的思维心态。为了把中国的穷人救国史描绘成争权夺利史、阴谋诡计史，它甚至不惜把孩子们的心灵变成精神垃圾箱。

投机苏联派的来源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科举考试废除后的“失皮阶级”，“飞毛士”阶级。多数飞毛士，从小立的志就是读书做官，所以，在北京租房子打听消息无果后，或者开始像当年唐伯虎投奔朱宸濠一样，依附于各路军阀，或者，按照新式政党的概念自己组党，自己为自己造个官儿做。而在民国初年的情况下，无论是军阀还是新式政党，要想在国内政治上立足，都要到国外去找靠山。也就是说，一个政党或一个军阀，作为一张“皮”会吸附一些“毛”的同时，它本身作为一个“毛”，还要再找个国际列强作“皮”。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飞毛士要选择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新皮而依附的时候，他更多的算计（speculation），很可能不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前景，而是这个党背后的那个列强的前景。而十月革命后的中国飞毛士阶级，很多人看好苏联，包括孙中山。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虽然不是“同志”，却是“同皮”；四一二政变，是国民党的“换皮运动”。

穷人救国派，在党里从未占多数。苏联人乃至党的上层，自始至终都知道湘潭不是共产主义者，更不是苏联主义者，甚至也不是阶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所以，一有机会就琢磨着把他剔出去。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路线斗争”？因为掌舵的并不是多数，并不是主流。舵手必须在与多数的左冲右突的“方向性”“路线性”斗争中，才能把握住航船的民族主义方向。用一种世界大同主义的理论，来达到民族主义目标——想想有多难！湘潭先生取得这个党的领导权，主要是靠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和智慧力量，遵义会议之前十四年党人的鲜血也起了很大作用。苏联人终于认识到：不让他来掌舵，船必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船的航向是否理想，倒成为次要的了。等到他人死灯灭，穷人救国派自然就遭到全面打倒清算，并且，投机苏联派，立刻按照初心——找个其时最看好的列强（已经不是苏联了）去依附。这一切都非常合逻辑，非常好理解。

穷人救国派把自己的事业称为“革命”，但它其实不是革命，因为凡革命必有受益者，而它没有受益者。中国的穷人救国运动，是一场民族图存运动，是一场组织穷人反抗外敌的运动，是一件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事情，是一件所有的人都要付出的运动。即使不说所有参加的人因之而受害，至少不能说参加者是受益者。打倒黄世仁，解放杨白劳，然后，解放了的杨白劳到抗日战场上去浴血奋战，到朝鲜战场上爬冰颐雪，黄世仁固然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却也很难说杨白劳是受益者。这场运动没有受益者。谁是受益者？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穷人救国者，是为保卫我们的祖坟而战，为保卫子孙后代的家园而战。

一个当事人没有受益者的历史运动，在口碑上是非常脆弱的。要告诉杨白劳你是被愚弄、被欺骗、被虐待的，他是很容易被“醒悟”的。历史少女本来就很容易打扮，何况舆论工程其实根本不需要面对史实，纯用理论就可以搞定。你只要在课堂上、媒体上大讲历史进步，大讲普世价值，大讲现代性；只要把教育方针制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只要在哲学上把人类历史说成是文明开化史、和平竞赛史、制度设计史，一个国家好，是它制度设计得好，一个国家不好，是它制度设计得不好，与谁抢谁、谁杀谁、谁侵略谁、谁强奸谁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教给了年轻人这种思维方式，他们自己就会自动去创造出“谁有钱谁进步——谁进步谁对——谁对谁好——谁好谁亲”的逻辑路线，自发地竖立起崇洋媚外意识，自动地在心里孕育出民族自卑感。在理论上略施手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强盗的赃物说成是其文明发展、制度优势的证据，把一个被抢穷了的国家之一穷二白作为其野蛮落后、制度劣势的证据，就会让这个国家自己的子孙后代产生出对自己的祖先“落后挨打，倒霉活该”的感觉，就会去认贼作父，就会去背亲向疏，就会去把那些为了自己的今天而献出生命的千万烈士骂为傻*乃至强盗土匪。一切都可以在哲学环节上搞定，史学上的篡改造谣只起个辅助性作用。

中国文化中“知足常乐”、“退一步海阔天空”、“冤家宜解不宜结”、“以德报怨”、“宁人负我不负人”等等这些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不断地被中国的坏蛋统治者用来作为应对国际关系时的漂亮口号，作为自己卖国苟安的遮羞布，久之，为中国人培育出了一种得过且过、“记吃不记打”的丑陋心态。只要洋人略施绥靖，压迫稍一放松，立刻就有人出来鼓吹和平发展，出来批判民族仇恨，批判盲目排外，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立刻就有人出来宣讲现代化，宣讲睁眼看世界，宣讲历史进步，宣讲西洋文明，宣讲“有一万个理由、没有一个理由”的道理。这种文化心态，便注定了穷人救国者的悲剧命运。建国后为了可以随时动员起来打人民战争而建构的社会制度，在同路人的挑拨煽惑下，很快在“经济效率”意义上受到希望“安心过好日子”的大众的怀疑。穷人救国者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取得的成就越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时效性越久，在人民群众眼中，这些不断宣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人的道德身份就越可疑。穷人救国者们每为这个民族争来一分和平安宁，就在人民心中培育出一分对这些宣扬斗争哲学的人的厌恶。穷人救国者每为这个民族的生存地基打下一个基桩，就为他们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个绳索。从历史进步主义、和平竞赛主义、制度决定主义的哲学中推导出的“魔鬼变天使”的史学效果，使得穷人救国者反而成了百年历史黑暗的责任人——狼来了，谁挺身而出上前斗狼，狼就是谁招来的。严酷的逻辑悖论，为同路人最终出卖盟友、出卖领袖、卖国求荣，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套利机会。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这种残忍的道义异化。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是一句真心话、实在话，其中并无丝毫的文学夸张，并且，这句话，正是区别穷人救国派与同路人的试金石——所有的同路人派系的革命终点都是1949，只有穷人救国派主张继续革命，因为，救国的任务远未完成。

如果目标是打天下坐天下，那1949年当然就“到站下车”了；如果目标是使国家在丛林世界中真正站起来，并且再也不倒下，那事情还没开始哪！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有一个变局是“热兵器时代到来了”，这件事，对新中国立国，有什么意义？我们用一个历史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秦始皇发动统一六国战争，到刘邦立国，在这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战乱加暴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一半人死掉了，很多村庄死得一个人不剩。国家这么大的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新建国的汉王朝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民贫，二，国弱。民贫，老百姓的日子非常穷苦；国弱，北方的匈奴趁此不断地侵扰，不断地欺负汉朝。汉朝打不过人家，没别的办法，就靠着嫁女儿来对付。蛮夷好糊弄，嫁一个女儿就能钉几年。嫁女儿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休养生息。民贫和国弱，两个难题用休养生息一个办法来解决。从刘邦立国到司马迁写《史记》，这70多年的时间里，汉王朝实行了轻徭薄赋、崇尚节俭、鼓励生产等休养生息战略。用休养生息这一个办法，既能解决民贫，也能解决国弱——老百姓富起来了，老百姓日子过好了，人口就恢复了，养马户就多起来了，马匹也恢复了，国家的战力就提升了，国家就强起来了。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一举可以两得，既得了民富，也得了国强。

好了，我们再来看两千年后新中国的情况。新中国，存在着与汉初一样的两大问题，民穷与国弱。好啊，那就学古人吧，休养生息吧。可惜，时代不同了。现在实行休养生息战略，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了，只能解决民贫问题了，不能同时解决国弱问题了。为什么？热兵器时代了，现在要国强，可不是光人口恢复、马匹增加就可以的了，那得靠钢铁，靠飞机大炮，靠重工业，而这些东西仅仅靠百姓休养生息是解决不了的，相反，却是需要人民勒紧裤带才能解决！所以，新中国建国后，国家面临这样的二难选择：如果要休养生息，让百姓过好日子，那么，好日子过不久，列强一定会再来，为什么，你还是个弱国嘛；如果要压着老百姓继续勒紧裤带，继续过苦日子，先把打狗棍造出来，先解决国强问题，则新政权的民心基础就会有问题。

这个民富与国强的矛盾，其实就是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之争的本质。包产到户追求的是民富，而人民公社的目标函数是国强，它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农业剩余于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最有效的制度形式。包产到户关注的是眼前，人民公社关注的是长远。包产到户的着眼点是当政者的民心基础，人民公社则是穷人救国者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拿着自己的民心基础去冒险。包产到户得民心，因而可以祸世取名；人民公社不得民心，因而只能以名殉国。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美化帝国主义。因为这是证伪人民公社制度的逻辑前提——根本没有帝国主义威胁，所以勒紧裤带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没有必要性，所以人民公社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七十年来，特别是四十年来，凡是在民富与国强这对矛盾面前装糊涂，拿着生产力说事、拿着经济效益说事、拿着GDP说事、拿着改善人民生活说事的，十个有十个是骗子。

其实，这个民富与国强不可得兼的难题，在新中国建政后诸多的国家难题中，连整体难度的百分之一都占不到。我只是举这么个好理解的例子给大家。最大的国家难题远不是这个。

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们前面已从不同的角度讲到了，是文化。中国为什么成为东亚病夫？为什么成为世界羊圈？因为一盘散沙。为什么是一盘散沙？人民不爱国，不尚武。不爱国，不尚武，所以不团结。为什么不爱国、不尚武？历史传统铸就的。五千年天下主义，导致不爱国；两千年尚文精神，导致不尚武。病根在历史上，病灶在人民灵魂里，因而不是推翻坏蛋统治者就可以解决的，不是改变社会制度就可以解决的，不是造出原子弹就可以解决的，……。刚才我们说了，漫长的1840，为什么这样说，两个条件依然：狼羊世界的大环境依然，中国的文化缺陷依然。中国真正的大难题，救国者真正的大使命，是解决文化缺陷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算是真正救了国。否则，随时有前功尽弃的可能。所以，穷人救国派主张继续革命。

有同学要问了，那如何理解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的气壮山河的团结勇敢精神？那还不够爱国？还不够尚武？是的，岂一个够字了得，那“爱国度”“尚武度”可谓是古今中外空前的。但，那是一种工具文化现象，不是终极文化现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它强烈但不深刻，它是有可能随时退转、有可能突然消失的。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把脑子里的东西变成骨子里的东西，把感情上的东西变成本能的东西，把意识形态性的东西变成文化性的东西，可能，但必须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必须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自然历史的过程”和“相当长的过程”，这两个要点，是理解民族文化形成机理的逻辑前提。

地球上的人类，曾经有过几百万年的散居史。各大陆、各地域、各种群、各民族，各居一隅，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漫长的独居史上，各个群落在独立的生活环境中各自铸成了自己的族群性格，即文化。各族群的居住环境不一样，社会构造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其形成的文化也便五花八门。如果当时真有个上帝，他从天上往下一看，这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各个人类族群形成的文化万花筒，那真是美丽极了。

在那个时期，有的族群的生存环境是一个长期争斗的环境，这个族群就自然地形成了狼文化；有的族群的生存环境是一个长期和平的一统之世，这个族群就会形成羊文化。没有哪两个文化是一样的，也没有哪一个文化是不好的。狼文化有狼文化的好，羊文化有羊文化的好。任何文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人群来说，都是最好的。

差不多三万年前，人类的生活发生了一次重要突变：在全球生存竞争体系中一直处在食物链中段的人类，因为这革命那革命的，一跃而登上了食物链的最顶端，一切物种都被我们踩在了脚下。于是，物种大灭绝开始了，物种的迅速减少与人类的迅速繁衍同步，人类的迅速繁衍与生活内容的迅速复杂化（在今天，也许就可以称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人类有了财产的概念，并且，财产很快抽象化、集约化——有了各种便于抢夺的贵重物。于是，人类生存竞争的主要方式，开始由猎杀异类而食之转化成为掠夺同类而据之。

逐渐地，人越来越多，物越来越少，地球越来越小，各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群落开始往一堆挤，到五百年前，新大陆发现，大航海开始，大西洋贸易开始，全球范围内的大屠杀大掠夺开始，全球意义上的人吃人开始，人类终于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挤成了一团，打成了一团，争成了一团。

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人类本来就是动物，它今天仍然是动物，它将来必定还是动物。在普世层面上，在群际关系层面上，人类的生活将永远遵循着和其他任何动物一样的生存竞争规律。动物世界中一群狼围猎一群羊，人类世界中欧洲人用大炮逼着中国人用白银换他的鸦片，二者的生物学性质完全一样。

然而，人不仅仅是动物。人与禽兽，确有不同之处。人之为人，确有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就系于荀子所说的一个“群”字上。善恶、美丑、道德，这些文明的概念，是群内的概念，群与群之间没有这些概念。狼吃羊不是罪恶，狼吃狼才是罪恶，羊卖羊才是罪恶。当一只狼猎杀一只羊的时候，它是在进行生存竞争。当它把猎到的羊送去喂自己的小狼的时候，它生活中的文明一面就展开来了。文明是群内的故事。人类独特的结群方式以及独特的群内生活内容，把人和禽兽区别开来。所谓的文化，天然是个群的概念。

在独居时代，一个群落的文化，只对它自身有意义，对其他群落没有意义。它只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服务于其大系统的整体运转。例如，由天下主义、家庭观念、尚文精神等几个要素构成的中国文化，几千年里，与大一统政治、小农经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几个子系统之间，互相配套，功能耦合，构成了中华大系统。再如，由骑士精神、基督教信仰、理性思维等要素构成的中世纪英国文化，与它的农耕经济、贵族政治、海洋地理等几个子系统之间，互相配套，功能耦合，构成了英国社会大系统。在独居时代，中国文化对英国没有意义，英国文化对中国没有意义。独居时代各群落的文化，构成它自身社会的一种生存力，但并不构成一种对外的战斗力。

大航海、大贸易、大掠夺、大屠杀，把散居时代、独居时代的美丽图画打破，原本分裂着的地球结成为一个杀伐争斗、生存竞争的统一体。到十九世纪，地球上大大小小所有的人类群落，差不多就都已经被拖入了这个生存竞争的大战场。各个族群不得不带着自己独居时期形成的文化天赋，进入这全新的世界秩序。是狼是羊，现在，要拉出来溜溜了。文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开始具有全新的意义，具有了“外部性”（externality）。英国文化开始对中国有意义——这狼的牙齿很锋利；中国文化开始对英国有意义——这里的羊真容易吃。文化，由一个社会系统的普通器官，变成了它的爪牙。人类残酷的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试、文化大排序开始了！那些碰巧有着狼文化天赋的民族，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就沾了大光了，地理大发现为它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地球大羊圈；而那些不幸带着羊文化的历史天赋进入新世界的，就倒了大霉了。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最最根本根本的本质！！！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历史为其铸就的，它在这场文化大考试、大比拼中会交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卷，基本上是个命中注定的事。

并且，羊民族之倒霉，主要的，还不是因为它牙不利爪不坚，甚至也不是因其结群方式（制度）不如狼群，而是因其心态，因其文化。它没有斗争概念，没有生存竞争概念，没有敌人概念，没有你死我活概念，因为，漫长的独居生活史，没有教给它这些东西。而狼民族，早在独居时代就对这些东西有了深深的理解。

更可悲的是，一个羊民族靠着自己的理性努力而摆脱这个命中注定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因为，羊性文化决定了它不会醒悟。今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教授们讲普世价值，讲得如泣如诉，学生们听民主人权，听得如醉如痴——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在学习别人的真理，而是在践行自己的文化。洋人的化妆品，被中国人当内服药吃下去，与自己灵魂里原有的文化基因相化合，产生出了由衷的移情幻觉。今天中国的青年学子对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的憧憬，与一百年前那代人对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憧憬，源自同一个心理基础；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向往，与百年前那代人对苏联的向往，基于同一个文化基因。这个可怜的羊民族一直在寻找人类文明的普世真理。

羊天然不能吃别人，因此它只能企望建立一个不被别人吃的理想社会；它自己做不了狼，因此它只能企望别人不是狼。在这个文化潜意识的作用下，这个民族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普世价值，特别喜欢世界大同、全球化、现代性、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美丽的字眼，特别仇恨狭隘民族主义，特别厌恶斗争哲学。谁来教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它骂谁——我天然就还不了眼、还不了牙，你来“折腾”我干嘛，你来“浩劫”我干嘛！一个命中注定要倒霉的羊民族，谁去救它，它骂谁。理想与渴望，经过潜意识的逻辑过渡，转化成了显意识中的实证判断，为中国人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历史观：人就是人，不是禽兽；人类的历史，就是文明史——才子佳人史，棋琴书画史，文艺复兴史，启蒙运动史，勤劳致富史，经济发展史，科技进步史，制度改良史，和平竞赛史。这种顽固的文明史观，是在几千年农耕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我们理解不了在长期的并争之世中形成的欧洲文化，也理解不了在千年武士乱斗中形成的日本文化。1898年，中国的文士们要学日本搞维新，但他们其实对三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本质，一无所知。康梁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中日之别是文武之别，也不明白武士与文士有什么不同。他们更不明白，武士们自然会去做的事，文士们你用什么样的“一推二拉三打”的压迫力，他都不会去做；武士能干成的事，文士根本就干不了，这就像女人能养孩子男人不能养孩子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事。

羊民族的倒霉是命中注定的，狼民族的幸运也是命中注定的。

1853年日本被美国军舰敲开大门的时候，日本武士们刹那间就明白了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试、文化大排序的道理。立刻回去准备答卷。一千年的武士乱斗，没成想竟是在为迎接今天的文化大比拼而积聚最重要的文化条件——尚武精神；可怜的天皇坐了八百年冷板凳，没成想这竟是一种默默的“文化充电”，而为今天的国家战车准备了一块电力充足的“文化电池”；已经被佛教、孔教、理学挤兑得面目模糊的神道教，没成想竟具有作为单一民族宗教的巨大文化优势；……。日本不需要文化*大*革命，只需要文化大整理。十五年整理好，交卷，及格，取得列强身份证。而中国的文士集团，直到今天也不明白这个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试的道理。

羊狼之别源于文武之别。

文士的历史出身是客卿、幕僚、谋士，他们的使命，是帮助其“主公”提高做事的效率，他们眼中只有效率，他们认为群体之间的强弱之别盖决于效率，历史就是效率竞赛史。他们的生活经历没有教给他们团结意识，团结问题是由他们的主公们来解决的。刘备管团结，诸葛亮管效率，这是天然的分工。而当世界的民主潮流消灭了主公阶级，把谋士阶级推上历史舞台，让他们自己来主导历史的时候，他们还是按自己的天性去想事，去做事，继续玩他的效率。同样是面临外敌威胁而求变法，日本武士变法的核心是要解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问题。而中国文士变法的核心是要解决更新知识、提高效率问题。学西学、兴学堂、搞实业、办洋务等等，都是在提高做事效率上着眼；乃至兴宪法、设议院、办报纸、倡民主等，也是从提高政治效率着眼的。在一盘散沙的基础上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精英政治的基本逻辑。这其间团结不仅仅是被忽视掉了，牺牲掉了，甚至是被自觉地看作了是个坏东西，是效率的敌人。像改革开放那样，先把已有的一点国家团结成就毁掉，把社会重新分解成一盘散沙，然后，再从效率的角度重新设计社会构造，名曰“搞活”。在效率主义者看来，一盘散沙的状态最有利于搞活，而追求团结，会把事情“搞死”。中国的文士阶级，以自己的思维定见，对“改前史”进行了效率意义上的评估，得出了全面否定的结论，进而对前辈在团结意义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彻底放水，从而把国家的前途彻底放了水。

而日本武士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的第一经验结论就是：战斗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内容，战斗的胜负取决于团结强度。日本人对《易经》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一句的熟悉和理解，远在中国人之上。他们明白，有了团结，效率自然就出来了；反之，丢了团结求效率，那就很可能成为为他人作嫁的效率。今天的中国人，人人都知道日本的效率高，我们不知道的是，它的效率高不是因其重视效率，而是因其重视团结。它的效率，是从它的团结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而我们求效率求了四十年，却求出一个假冒伪劣满天飞的社会。在团结问题没解决，国家利益敞着口的情况下，“生产力”的效率，很容易转化为国家利益外流的效率。

你想“关起门来搞建设”，你想“一心一意奔小康”，“关起门来”是很容易的事吗？用胡绳的话说，“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哪是你想关就能关得了的？清王朝不就是想关起门来吗？它关得住吗？关门还是开门，钥匙必须先装在自己口袋里。如何才能把钥匙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团结。只有一个团结的国家，它的国门才能开关自由。像日本那样，无论是走“尊王攘夷”的路线（闭关自保），还是走“海外雄飞”路线（对外扩张），首先都要解决自身的民族团结问题。而像中国，大门明明是被人撬开的、或骗开的、或内外勾结打开的，明明是你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文士们却从效率概念上编一套自己糊弄自己的理论，曰改革开放，曰国际接轨，曰全球化……。

在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试之苛刻的文化需求面前，中日之间的可比性、可借鉴性、可学习性，已经很小了，因为，两国的文化天赋，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而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对此理解甚浅。再举戊戌变法为例。当时的中国文士们居然琢磨着让光绪皇帝充当像明治天皇那样的国家偶像。为什么会这么肤浅？因为整个中国知识界头脑中只有效率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概念。变法嘛，不就是改制度嘛；要解决的，不就是国家效率问题嘛；国家偶像嘛，不就是个制度偶像嘛；随便找个阿猫阿狗，给他披上身黄袍不就行了嘛。他们哪里知道，日本天皇，那不是个简单的为了大政奉还而人工设置的国家偶像，而是在“天照大神的后代”“万世一家”的光环下、经过一千多年“自然历史的过程”而凝结成的国家团结的一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他在日本历史上的角色，与光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毫无可比性！

日本是个尚武的社会，尚武的社会也有知识分子，武士知识分子，一手拿刀一手拿笔的知识分子。这种独特的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国家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史，一个独特的历史。武士道文化，忠君爱国精神，正是通过这支独特的学术队伍，散播成了全日本的文化。

忠诚，是武士道的核心要素，而忠诚，必须要有个效忠对象，有个“主公”，这个主公必须是个活人，可以是藩主，可以是幕府将军，也可以是天皇，但不能是个虚幻的概念。你说我也是个讲效忠的人，我效忠宇宙，或者，我效忠天下众生，那你是用错词了。你可以说你博爱天下众生，但不能说你效忠天下众生。效忠这个概念的定义要素，是捍卫、保护主公，为他而战，这才可以用效忠这个词。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的效忠对象有敌人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你效忠不效忠他的问题。一个完全没有敌人的人，不需要你的效忠，也许仍然需要你的服务，为他烧水做饭，那可以叫服从，但不能叫效忠。只有在争斗的环境下才产生效忠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爱国？爱国精神是由忠君精神转化来的。忠君精神是怎么来的？是由武士们对其领主的忠诚精神转化来的。武士道与爱国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一说，就清楚了。

我们刚才说到，1853年美国黑船叨关，日本武士阶级马上觉悟，立刻回去准备答卷，也就是准备明治维新，用十五年时间答卷，交卷，完成明治维新。这个说法不错，但不是很全面。实际上，日本武士阶级的觉悟，对世界新秩序的认识，对文化大比拼、大考试的理解，早在战国末期就萌生了。大西洋上开始黑奴贸易的时候，美洲开始印第安人大屠杀的时候，正是日本的武士知识分子着手其民族国家打造工程的时候、着手其造狼工程的时候。回顾一下这段日本学术史，对于理解中国的事情，应当是大有帮助的。

差不多是中国的魏晋时期，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才开始萌芽出自己的文明。到隋唐时，中国的儒教、佛教和其他文化成分开始传入日本，加上日本民间的一些多神信仰（天照大神是其中之一），形成了一个以儒教为主流的文化大杂烩。日本成为了“东亚儒教共同体”的一员。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挥舞着手里掌握着的“西方”文化，在向本国人民显摆自己的学问的同时，也为其培育民族自卑感。

彼时日本人的身份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文化身份上，以接受中国圣人教化的化民而自豪；一方面，在民族身份上，又以偏居岛国有夷狄之嫌而自卑。这就如同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读《资本论》，读得越透，信得越笃，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就越是痛悔。所以日本人对儒学中关于华夷之辨的理论非常敏感，研究也很深入，目的，就是琢磨着如何能摘掉自己头上的蛮夷帽子。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历史上也有一些华夷之辨的官司，如楚国的华夷身份问题，甚至秦国的华夷身份问题，而鲜有人知道其实日本人为这事在那里偷着折磨了自己一千年。

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圣人文化和圣人之国崇之，拜之，也信任之。他学习中国文化，就是要用其作为精神营养来哺育滋养日本文明。他没有像一千多年后担忧基督教那样，去担心这其中会不会有国家安全意义上的隐患；他没有去想，我把国民培育得这么崇拜中国，中国若是来打我，日本人会不会都去当带路党。那个时候，学习外来文化与国家安全，还挨不上边。

到镰仓幕府时代，蒙元的两次侵日战争对这个美丽的师生梦有所破坏。有人开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理解学术问题和文化问题。北畠亲房写《神皇正统记》，很可能就是基于这个思想背景。他把天照大神、天皇家族、日本民族、日本列岛用一条逻辑线穿起来，用天皇万世一家作为日本优越性的本体性证据，建立起“神国论”体系，开始为日本的学术独立和文化独立开辟道路。北畠其实是想从血缘和神统意义上为日本民族打造一个亲疏壳。——孔孟之道，作为道德教化的思想体系，仍然可以学；佛教，作为人格升华的好法门，仍然可以修；但是要明白，这些东西与日本民族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你老师只是你老师，不是你爹；以前讲师讲得太多，讲爹讲得太少，现在是讲爹的时候了，是告诉你师大还是爹大的时候了。日本学界开始萌生的这种文化警惕心，无疑是外来威胁刺激出来的，没有元日战争，就不会有《神皇正统记》。这个时候的日本人，已经开始有了文化安全、文化国防意识的萌芽。

历史走到战国末期，世界范围内的大贸易、大掠夺、大殖民、大屠杀开始了，更大的外缘刺激、更大的外部压力来了。日本武士们清晰地感觉到了彼时整个世界大势的变化——日本的战国时代结束了，世界的战国时代开始了。荷兰人、葡萄牙人、俄国人、美国人，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威胁和压力，哪个也不比当年的蒙古人小。要么做狼要么做羊的世界新秩序已经形成。做狼还是做羊，日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武士知识分子们清楚，这个选择不是一念之间的事，若要选择做狼，那就需要付出艰难而持久的努力，尤其是学术努力、思想努力、文化努力，因为，做狼还是做羊，说的主要不是个国土大小的概念，不是个人口多少的概念，不是个武器利钝的概念，也不是个科技知识多寡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个制度优劣的概念，而是个精神概念，是个心气儿概念，是个团结概念，是个文化概念！而文化能源的积聚，文化思想的梳理，文化体系的雕琢，是需要时间的。

此时，恰好上苍扔给了日本历史两个大礼包：一，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德川幕府统一国家；二，中国大陆变天，以清代明，“华夷变态”。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下来了，武士知识分子们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了，可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反思历史，设计理论，从事自己的文化雕琢工程了。

以清代明，中国为满清少数民族所据。日本思想史上纠结了上千年的日本人的华夷身份问题，现在大大地好说话了。圣人之国既已为蛮夷所据，它成了夷，那我日本当仁不让，我就是正宗的“华”。华夷本来就是可变的嘛，本来就是依礼乐而辨的、依圣教而辨的嘛，现在，我的礼乐修养总比满族人强吧，我的圣教之根总比满族人深吧，日唐相较、日宋相较、日明相较，孰华孰夷，话虽然也可以硬说，嘴巴虽然也可以随便过年，但心里底气并不壮，可现在日清相较，那就理直气壮多了。学术造狼工程，从华夷正名为切入点，以培育民族自豪感为着眼点，把日本民族从思想上统一起来，从感情上团结起来——整个江户时代一代代武士知识分子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这一点上犯糊涂。波澜壮阔的三百年学术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今天回溯日本近代学术史，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明确的目的性和清晰的思想轨迹，好像三百年里真有个天照大神在天上坐镇指挥。

江户初年，藤原惺窝等学者首先展开了对佛教的批判，先把佛教从主流中踢出去。做这事的时候，他先拉着儒教，与儒教结盟，说儒教与神道是同根的，而佛教不是。在此基础上，以著名学者山鹿素行为领袖的日本主流学术界开始着手“去儒学化”。山鹿认为，所谓圣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由孔子集其大成，孔孟以下，已无圣学，“汉唐宋明之徒皆未得圣人之道”。然而，圣道的香火虽然在大陆断了，在日本却还一直在续着的。日本神道，具有与周孔圣学的“暗合之妙”，并且，这个暗合也不是平等的，真正的圣学大本还是在日本神道那里，中国圣学只有个佐证的作用，日本人学儒学，只是为了“摘其经典，便其文字，以为今日之补拾也。”在对孔孟之道做出如此贬低性定位的基础上，山鹿认为，日本既有天皇万世一系的法统优越性，又有彰扬武德的文化优越性，所以日本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才是世界的中心，才是真正的“中国”。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我自己的理解。山鹿素行这种腰斩中国儒学史的思路，并非完全是为了意识形态设计之需的理论编造，而是有一定史实依据的。包括腰斩下刀的时间点，也并非是他的独创，中国思想史上也有同论，与山鹿差不多同龄的清初大儒颜习斋就持这种观点，也认为孔孟之后无圣学。另外，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山鹿的理论也能接上茬，虽然他不是认为孔孟之后无圣学，但他认为中国文化由尚武向尚文的转折，也在这个时间点。梁氏从尚武尚文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把孔子称为“天下第一勇士”，这一点其实极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是，颜习斋也是主张尚武的，也认为真正的圣道是勇士之道。所以我个人也可以自信地推断：山鹿素行选择那个时间点腰斩儒学，其根本考虑，也是在尚武尚文上——说圣学在孔孟之后就断了，是说中国的尚武精神从那以后就断了，中国文化从那以后就成为懦夫文化了；说日本接上了圣道，是说只有日本神道与周孔先圣的尚武精神“暗合”。

与山鹿素行同时代，另有一位大学者山崎暗斋，他在去儒学化上用了另一种理论技巧。他的手法不是腰斩，而是分离。他认为，道是人创的，各国各有自己的道，日本神道是独立的，与他国之道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圣人之道与日本神道有相同之处，那只是“妙契”而已。这就从本体上对日本神道与中国圣道进行了完全的切割。这样一说，神道与儒道孰高孰低的问题，就无多大意义了，关键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能信自己的道，不能去信一个外国道。这种理论手法的高明之处，它不是从学理上去贬儒，而是从意识形态上去弃儒——中国圣道好不好与我们没关系。这种学理，对于培育日本人的文化独立意识，确有意义。

在山鹿、山崎等人的理论铺垫的基础上，朱学出身的学者雨森芳洲从正面归纳了神道的基本要素：“神道者，一曰神玺，仁也；二曰宝剑，武也；三曰镜，明也。……所谓三器者，本经也；邹鲁之所述者，注脚也。”你看，其实还是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用玺、剑、镜这么三个物件一形象化，就变成了日本的国粹了。在山鹿那里，儒学与神道是“暗合”，在山崎那里是“妙契”，到了雨森这里，已成了“本经”与“注脚”的关系——既分出了彼此，又分出了高下。

在大家变着法儿地贬儒道崇神道的同时，另有一批日本学者则在中日华夷身份之辨上再下大功夫，利用中国大陆“华夷变态”的时机，把“中国”的身份偷去。如浅见䌹斋和荻生徂徕两位学者，分别从“春秋”与“礼乐”两个角度论证日本的华夏身份。浅见䌹斋说，圣道即春秋之道，现在的中国既已失春秋之道，那它就是夷狄，而现在的日本成了春秋之道的正宗载体，日本就是华夏。荻生徂徕则说，“戎狄仅指不具礼乐之诸侯。夷进居夏，则以此为夏；夏退居夷，则以此为夷。”日本现在在礼乐上已经具备了华夏的文明，因而就是华夏了，中国则已经退而成为夷狄了。

注意，弃儒崇神也罢，华夷换位也罢，这可不是个别日本学者的胡思乱想，而是整个江户时代日本学术界的主流又主流的思想。日本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把哺育了日本文明一千多年的儒学从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挤到一边，同时，把自己的夷狄帽子摘下来，顺手给中国戴上了。

这样，经过一代代武士学者的“修正主义”努力，到江户中期，以日本国学的形成为标志，日本的意识形态净化、纯化工作已基本完成，统一的神统、国统、法统、道统体系已经建立起来：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直接由神创造的国家，因而是世界万国的本国；日本是真正的华夏，正宗的中国，其他诸国都是夷狄，自称“中国”的那个国家，只是西戎；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神为君主的国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它之所以万世一系从未中断，是因为神种神脉不可能中断，其他国家的君主因为都是凡人，所以可以随便被取代、更换。

到幕末，大国隆正发表其著名的《大和心》一书，从日本人的人格特征和心灵特质上，系统地阐述了以武士道忠君爱国精神为核心的大和魂。如果说，国学从宏观上论证了日本民族和皇族的神性正统，那么，大和魂思想则从民族性格的角度为明治维新梳理出了群众性的文化条件。

三百年里，日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抽丝剥茧，分解化合，该扔的扔，该捡的捡，该加的加，该减的减，前赴后继，一脉相承，踏踏实实地推进着它的文化雕琢工程，学术造狼工程。第一步，把佛教从主流学术中剔出去；第二步，淡化儒学的主流地位，第三步，儒神易位，神道为主，儒学为辅；第四步，把儒教从国家主流信仰体系中排挤出去，日本退出儒教共同体，从而为颠倒华夷地位奠定理论基础；第五步，全力打造以神道教、天皇万世一系、武士道、大和魂的综合思想体系，实现“祭政一致”（政教合一）。如此，便为培育日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准备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为国家的团结，准备了强大的思想纽带。日本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民族国家。

明治维新，远非仅是1868年那一年的事情，也不仅是那前后几十年的事情，而是三百年的事情。须知，这三百年的日本学术史，是一个百家争鸣的自由市场，其中并无学术专制，虽然有时一些强权人物也会进入这个市场发声，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但至多，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如禁止天主教，但他们没有权力在日本学术市场上堆别人的嘴。而就是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市场，却能做到几乎是众口一词：日本至上，神道一统，大和魂立国。一代一代的日本学人，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向着目标迈进，这是真正耐人寻味的。造狼工程，是日本知识分子的集体使命，它没有总设计师，只有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度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高度民族责任与文化责任的“施工员”。那是一个没有大师或者说人人是大师的时代。这种高度的群体责任意识，确实应当从武士阶级的阶级性中去寻找其真正的精神根源。

大政奉还后的天皇，为什么会具有那般神圣不可违抗的权威？是日本知识界联合起来，为日本国民打造了这条牢不可破的政治底线和终极的政治游戏规则。回顾一下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如果没有这个底线的保障，日本是很难成功地完成它的历史过渡的。天皇就像日本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定海神针，任凭学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百家争鸣，谁也不敢骂天皇；任凭军国主义浑小子们动辄刺杀高官大老，天皇一句话叫谁死谁就得老老实实自己去死；任凭军部、内阁、外交等各个政府机构互相争利，互相拆台，各唱各的调，但谁也不敢和天皇唱反调。天皇的权威是日本学术史、文化史赋予他的。谁是日本强国运动的第一战士？学者。什么是日本强大的第一战斗力？文化。

文化的国防重要性，不但可以从民族之斗争精神的角度理解，还可以反过来从国家安全之薄弱环节的角度理解——文化，容易被敌人选作进攻突破口，而且容易得手，得手后战果还容易扩大。两国硬碰硬交战，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而文化战不是这个账。我如果能攻破你的文化阵地，使你的人民由以我为敌变成以我为爹，你就全线完蛋。那就不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而是杀敌三千，自益三千——少了三千敌人，多了三千“皇协军”。世界文化大比拼，几百年的掠夺、殖民史上，西洋人的基督教就是专干这个事的。打文化战之所以最经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在这个阵地上守阵地的，不是战士，而是文士。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文士一般没有敌我意识，没有斗争意识，他们倾向于把一切问题理解成知识问题，学问问题。基督教来了，文士们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这是一种外来学问呀，外来知识呀，“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嘛，它是好是坏，先了解一下再说嘛。这一了解，就进去了，就过去了。尤其是，当一个在文化大比拼中处于弱势、希望通过学习外国科技知识和管理制度以进行赶超的羊国，更是容易产生文化安全问题。一方面，羊国的知识分子在以狼为师的过程中容易把师移情成爹；另一方面，狼国会有目的地趁机在向羊国输出的知识食品中下毒，下催情剂。结果，羊国的赶超努力，最终很可能形成这种局面：科技知识学到手了，为他人作嫁的新的“国际合作关系”也形成了，为狼国进行资源打包的经济结构也形成了。本来，狼国到羊国抢劫，例如，当年到非洲抢劫，挺麻烦的，动刀兵，占地盘，开矿山，往外运，基本上什么事都得自己忙活，效率不高。现在，有了羊国的现代化，它方便大了。用我教给它的科技知识，让它自己“发展”出一套“生产力”体系，让它自己把自己的资源挖出来，制成产品，给我送来。它的“生产力水平”越高，输送力就越高。没有文化安全屏障的现代化，没有在师变爹之间设置文化防火墙的现代化，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然而，如果守文化阵地的不是文士知识分子而是武士知识分子，那就不一样啦。武士就是武士，他坐在书斋里做学问也仍然是武士，武士是以战士的眼光来理解世界的。基督教来了，在武士眼中，那就是一件武器，来攻我阵地的，来挖我民心的，如幕末学者会泽正志斋在说到基督教对日本的文化侵略时说的，“民心一移，箪壶相迎，莫之得禁也”“民心一移，则未战，天下既为夷虏所有”。会泽不但指出了文化侵略之容易得手，而且指出了得手后的危害——天下为夷虏所有。这是武士知识分子特有的智慧优势。越是武士越懂文化。一部日本文化史，就是外来文化学习史，同时也是一部正确地处理学习引进与独立自主之关系的历史。明治维新后，日本继续学习外来文化——科学民主，其间还包括着维新后形成的“海外雄飞”、“脱亚入欧”等等大起伏的意识形态风浪，在激烈复杂的学术争论中，日本学界能始终把握住自己的核心使命，不失大本，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去认真理解。日本人是日本的日本人。日本人从不讲普世价值。

自从日本立国，中日两国间就有着学术思想上的师徒关系和共振关系——中国有孔孟之道，日本学孔孟之道；中国来了佛教，日本开始学佛教；中国兴起了理学，日本人跟着兴理学；中国产生了阳明学，日本又有人跟着玩阳明学。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结束，世界战国时代开始”的那个时代，中日两国原有的密切的学术关系——师徒关系和共振关系，突然变两张皮了。日本思想史，在这三百年里，停止了传统上的与华共舞，而走上了神道立国的学术独立之路。而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思想史，则仍在按照自己的历史惯性运转着，先是王学末流，然后批判王学末流，然后是理学再兴，经学再兴，颜李实学即生即灭，等等，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洋科学来了，把中日思想史再重新揑在一起。到了今天，在中国思想界眼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思想史有价值，值得研究学习，因为它充当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跳板；战国之前的日本思想史也有价值，也值得研究学习，因为那时的日本学术怎么说也是东亚儒学共同体的成员；唯独战国末期到整个江户时代这三百年的日本学术史没有价值，不值得学习研究，因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来源，蕴含着法西斯主义的祸根。

而在我看来，中国真正应当深入研究、对中国最有学习价值的，恰恰是这三百年日本思想史！！！

只有把这三百年日本学术史学懂了，才能明白中日文化的真正差异，才能明白中国文化的真正病根——没有对人类之动物性一面的理解、没有生存竞争观念、没有民族亲疏意识、没有团结对敌精神、不懂文化大比拼的世界大势、不懂文化决定强弱的道理、顽固的天下主义理念、懦弱的尚文传统，所有这些加起来，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并且，即使在被拖入丛林世界而吃了一百多年苦头后的今天，也很难建立起这个理解力了。从普世价值走向普世价值，这是它的宿命，无可奈何。文化就是文化，它的病灶在人民的骨子里，而它的病因，是几千年的历史。学术，只能梳理文化，只能雕琢文化，只能整合文化，而不能创造文化。

说日本的事，是为了讲中国的理。现在，我们应当明白了：要救中国，根本而论，是救它的文化，若不能把羊文化救成狼文化，救别的，都是白救。

我们已经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刻在人民的骨子里，表现为人民的行为本能；它不是短期产生的，也不是短期可以消失的；它不能人工创造，也不能人工消灭。这就是文化的基本定义。那么，不能人工创造，能不能人工改造呢？不能人工消灭，能不能人工雕琢呢？对这个问题，梁启超有个说法：“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养濡教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他说的“国性”，就是我们今天说来说去的文化。他对国性之成因的概括——长期性与自然性，完全正确；人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文化施加影响，他的理解也很精彩。日本历史恰如梁启超所述，武士道文化确实是“涵养濡教数百年，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而形成的；日本学界三百年的学术努力，并不是在创造日本文化，而只是“助长”了它，“改良”了它，梳理了它，雕琢了它。理论不能创造文化，哲学不能创造文化，学术不能创造文化，英雄也不能创造文化。

现在，我们来假定真有这样一个梁启超所说的“神圣奇哲”，真地“欲悬一理而咄咄嗟”为中国“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适应丛林世界的文化，创造一个尚武且爱国的文化，创造一个能从根本上保国保种的文化，那么，要做这件事，他将面对什么问题呢？第一，他是在作无米之炊。助长也罢，改良也罢，雕琢也罢，他手上至少得有基本的文化素材，而面对五千年的天下主义，两千年的尚文精神，他是两手空空。第二，即使他手上有了可以雕琢的文化素材，他也需要时间，像日本那样，文化雕琢是个几百年的学术工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雕琢的事业是文人学者的事情，而不是战士的事情，不是英雄的事情。

既没有基本的民族主义文化素材，也没有几百年时间，更没有知识阶级基于民族责任的积极的历史投入，那一定是如梁启超所说的“终不克致”。而中国知识分子，岂止是没有积极的历史投入，连中立也没有，而是站在了民族文化自救运动的对立面，挥舞着形形色色的普世价值旗帜，成为了最大的历史障碍。中国命运的死胡同，与这一点，关系最大。

然而，即使如此，这位神圣奇哲却仍然想博一把，仍然想以一己之觉悟和一己之努力，试图修复中国在文化上的“生理缺陷”，为她进行羊变狼的“变性手术”，为她重交一份文化大考试的答卷。

他不是堂吉诃德，他清楚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这些道理，他清楚“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试、文化大排序”的五百年世界大历史的本质，他清楚要么做狼要么做羊的丛林秩序，他清楚日本那三百年思想史的真正价值，他清楚中日之别、中欧之别乃是文化之别，他清楚文化之别的核心是文武之别，他清楚欧洲的骑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在它们各自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他还清楚救文化需要三个条件——文化素材、时间和知识分子，他更清楚，这三个条件，自己是一无所有。但他仍然要尝试。

1949年，《菊与刀》一书的中文版出版，湘潭先生肯定在第一时间读了这本小薄书，而且，按照他的读书习惯，很可能读了十遍，而且，很可能与其中的一句话——“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发生了共鸣。

中国，这个文化大比拼的失败者，这个文化大考试的全球最差生，穷人救国者用一千万烈士的鲜血，把她的肉体暂时地救了下来。然而，导致她当初被强盗盯上、被强盗算计、被强盗打劫的那个精神病根还在，不尚武、不爱国、不团结的病根还在，不治好她的这个文化病，肉体救下来也是白救，早晚还是难逃厄运。如果不把她送上灵魂训练的的手术台，她必死无疑；而送她上手术台，则有两种可能，或者即刻死在手术台上，或者治好。而后者的可能性很小。

五千年文明的责任，一千万烈士的委托，他没有选择！就像当年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仅靠四万万赤手空腹的穷人，顶着各种卖国势力的压迫，把国家民族暂时地救下来一样，现在，他仍然想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追逐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尝试着通过一场灵魂训练工程而为中华民族重交一份文化大考试的答卷。

他倡导“不爱红装爱武装”，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倡导“斗争哲学”，批判《武训传》鄙俗的尚文精神，他把鼓吹东林党的干部当作反党分子予以打击。他向全国推崇雷锋，推崇他那与欧洲骑士誓言非常近似的精神格言——对同志温暖、对工作热情、对自己严格、对敌人残酷；他想以此种完美的人格结构为范本，对全国人民进行骑士道、武士道教育。他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希望像明治维新的“废刀令”一样，把自己的这支军队在几十年奋斗中积累的尚武精神，作为“文化水库”，而灌溉出全国的武士道精神来。为了打造国家主义精神，他甚至不得不把两千多年前儒法之争的理论战场搬过来，用法家的国本主义来批判儒家的家本主义，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下，用这种近乎暗示的方式来推进他的民族主义事业，为人民培育爱国心。……

然而，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教化、“王化”，都很难变成文化。要改造文化，要把中华民族由一个以家为本的民族变为一个以国为本的民族，由一个懦弱尚文的民族变为一个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民族，由一个敷衍苟且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的民族，要把穷人救国运动中形成的工具文化，把延安精神、朝鲜意志，转化成终极文化，转化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他，还得再想办法。

文化，是人民群众骨子里的东西，改造文化就是改造每个人的灵魂，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要甩开国家机器，甩开政治贵族系统，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人人参加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因而能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性运动。

湘潭“一生做二事”。第一件事，穷人救国，以阶级斗争之杠杆力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在这件事上，虽然穷人救国者并不是受益者，但整件事多少还是包含着一些利益内容的，多少还是有一些利益驱动的——农民们去朝鲜战场爬冰卧雪，保家卫国，与他家分得了土地这个事实，是有一定关系的。而这第二件事，灵魂训练工程，则是纯灵魂的，虽然政治运作的基本杠杆仍然是“抓阶*级斗*争”，但此时的阶*级斗*争已经没有纤毫的物质内容了。从“实惠”的角度说，运动不但没有受益者，而且人人都是受害者——一场批斗大会，台上挨斗的人是受害者自不必说，台下“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跟着举手喊口号的人，多少也是受害者，至少耽误了他们回家买菜做饭的时间。这“第二件事”的唯一能源，其实就是湘潭先生个人在做“第一件事”时所积下的巨大的人格能量。

从表面形式上看，类似的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激发爱国热情、强化民族团结的政治运作，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有先例的，德国和日本都搞过。刚刚赶上民族国家的末班车、刚刚取得列强的身份证、在狼群中地位不高、谁都看不上眼、需要挑起一场列强排位战、而此时自身的各项硬件战力条件（经济，人口，军事，海外殖民地等）一时间又不如人，在这样的时候，用特殊的意识形态运作来煽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迅速地提高国家的团结度，用软战力的强化来弥补硬战力的不足，就成为这种国家的一个历史选项。

然而须知，此种“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群众政治运动，并不是文化创造运动，而是文化使用运动、文化激活运动、文化“提款”运动。它的文化能量、文化“存款”，已经存储于其国民的骨子里久矣，群众运动，不过是一种独特的提款方式，一下子提出一笔来以应急用而已。在此之前，它已经有了几百上千年的“文化大储蓄”。这个文化大储蓄，包括着其文化基本素材的“自然历史”地累积，也包括着由学界自觉进行的文化梳理、文化助长、文化改良、文化雕琢。

1871年初，普鲁士战胜法国，在赛尔赛宫举行德国统一大典，普军统帅毛奇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今天的胜利其实早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就决定了。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理解：普鲁士的课堂，就是其文化银行；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的爱国与尚武教育，就是国家的文化储蓄活动；孩子们的灵魂，就是国家的文化储蓄账户；战争，就是提款用款。普鲁士知识分子把德意志民族在自己的千年历史上酿成的尚武精神和爱国精神，把这个文化素材，雕琢加工成了一套民族主义学术理论体系，通过教育系统灌输到孩子们的灵魂里，这套学术理论体系在孩子们的灵魂里酿成爱国尚武文化，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文化存款在孩子的灵魂里是现成的，通过群众运动或其它形式的战争动员，把它激活、提取出来就可以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第三帝国通过它的群众运动焕发出的文化能量，并不是它那一代人创造的，而是从毛奇时代、乃至毛奇以前很久、甚至从第一帝国时代就开始累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文化能量库中提取出来的。今天的欧洲人为什么还有“恐德症”？因为大家知道它那股民族主义文化能量还在，而且还知道，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自然消失的。

讲日本，讲德国，讲世界，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国的事，帮助理解我们今天的话题，“三千年未有之难题”有多难。湘潭要救中国文化，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灵魂训练，外表上，也许与“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搞的一些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则截然相反。人家搞群众运动是激活文化；湘潭却是要用它来创造文化。人家是在几百上千年文化储蓄的基础上，通过群众运动来提取使用其既有的文化存款；而湘潭则是要用它达到文化立户、文化集资、文化存款、文化用款的一揽子性目的，要用它来实现中国民族主义文化的从无到有。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狂妄乎，壮烈乎，他一无所有，也一无所助。

灵魂训练工程，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利益大冲突，演变成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交战各方打着同样旗帜的战争，模糊的阵线内卷裹着明晰的利益关系，同样的意识形态口号下掩盖着生死的阶级搏杀。一伙又一伙的结党营私，一轮又一轮的寿命投机，在灵魂训练工程中丧失了“先锋队”地位的各个同路人集团，把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民分五类，人讲血统，因势利导，借力打力，画圈设局，栽赃陷害，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戴上对手的袖章杀人放火，……。

而大洋彼岸的隔岸观火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早就有了明确结论，早就有了战略规划：把交战各方的一切罪恶，都由发动者一个人来承担。于是，太多的谣言合作，太多的指鹿为马，太多的颠倒黑白，太多的不知好歹，太多的背亲向疏，太多的认贼作父，太多的燕雀评价鸿鹄，……。全世界的舆论机器联合起来，把手术台说成屠宰台，把手术医生说成刽子手，……。

中国，终极文化没转成，连工具文化也丢了。文化大考试，还是那张老答卷。三千年未有之难题，更难了。

本来，一国的文化改造应是其文化人的事，可中国的文化人，把此事推给了战士们，自己则站在那“普世价值”的道德高地上，又是“伤痕”又是“如烟”地，里外都是人。其实，一国的知识分子根据自身的遭遇去评价本国的历史，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很罕见的。